台北橋尖峰機車潮呈現台灣社會整體樣貌一隅（Image via Shutterstock.com）

最近幾年，經常會在媒體上看到政治人物針對時政提出「意識形態治國」的批評。這種批評的含意有二：一、意識形態是不好的東西；二、因為是不好的東西，所以不應該拿來作為治國依據。會這麼說的政治人物，似乎意指他們本身並沒有信奉任何意識形態，而且他們所來自或者所推崇的那個黨國體系也未曾以意識形態治理過台灣。但「意識形態」真的如他們所說的那麼不堪嗎？

既然要討論「意識形態」的優劣，那就先來調查「意識形態」是什麼。這個翻譯自“Ideology”的詞語，指的是「理念的學說」。曾經翻譯自由主義經典《到奴役之路》的故中華民國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主張把“Ideology”翻成「意理」；新儒家大師牟宗三翻成「意底牢結」；中研院院士林毓生則贊同台灣自由主義先驅殷海光的翻法「意締牢結」，院士甚至認為：「當一個社會發生了政治與社會危機，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出現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

描述、分析、理解一個社會如何形成一個通盤的、系統性的意識形態，以及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各式各樣的主義）如何在人類歷史上崛起、如何試圖改變人類社會的現狀、從而促成人類社會的進步或反之造成人類社會的退步，就是《20世紀的主義們：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多元文化主義》這套書希望能夠發揮的功能。雖然這套書的作者都是在西方受的教育、書中所列舉的實例也以歐美為主，但研讀他山之石一直都是台灣讀書人藉以臧否自身社會的方法之一，相信這六本小書可以帶來不少智識上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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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曾經仔細回顧戰後台灣的生活，我們就會發現政治意識形態與我們常在，我們每時每刻每天每月每年所讀的報紙、看的新聞、聽的廣播、唸的課本、考的試卷、唱的歌曲、甚至公共場所的景觀，無一不被政治意識形態所滲透、浸潤與蔓延。

最早是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的本體是什麼我們並不知道，但總之要「反共抗俄」，「共」是中共，「俄」是蘇俄。為了讓民眾了解中共多麼可怕，三家電視台會提供新聞評論、匪情分析、還有反共義士時間。考慮到嚴肅宣傳可能不夠力，於是又加上所有的中學生都要寫心得報告、控訴越共暴行的《南海血書》，以及三台聯播、連播三年的反共影集《寒流》。為了貫徹「反共抗俄」的目標，我們不僅要隨時注意保密防諜，「小心共匪就在你身邊」，還要努力學習三民主義，以便將來有知識有能力可以「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可惜的是，共產主義變成寫週記時拿來撻伐用的意識形態，三民主義變成考大學時拿來背誦的意識形態。由於囫圇吞棗地背，去脈絡地讀，以致我們忽略了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一講這麼說：「我現在就是用民生二字，來講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到了第二講他甚至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後世研究者認為孫中山的演講應該放在「聯俄容共」的時間點來看，也許是，但我們並沒有被允許自行研究比較，因為我們只買得到三民主義課本，買不到共產主義文本。

由於國共內戰並未結束，中華民國憲法因此無法完整實施。有很長的一段戒嚴時期，台灣的孩子在國中要上童軍課，高中大學要上軍訓課，學校裡的課外活動是訓導處管的，學校外的校外活動是救國團辦的，進出校園會有教官和糾察隊負責管理服裝儀容，朝會要升旗敬禮唱國歌、國旗歌、或軍歌，課間要做早操、午操，吃完便當要趴下休息不得走動，走出校園還有少年隊會抓打彈子打電動，如此強調秩序且以秩序為榮的學生生活，等到我們長大後看到蘭妮．雷芬斯坦所拍攝的《意志的勝利》，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納粹時期的德國少年團與希特勒青年團（以及這兩團的女性版）跟我們一樣！

義大利作家安伯托．艾可曾列出十四種特徵來形容法西斯主義，而且就算削除其中幾項特徵，法西斯的樣貌仍清晰可辨。那麼法西斯主義在台灣的特徵可以是什麼呢？只要三項就足以說明了：法西斯是一種統攝性的信仰，不能容許異議，異議是一種背叛；法西斯是一種民粹式的菁英主義，宣稱公民是世人當中的佼佼者，黨員是公民當中的佼佼者，於是每個公民都可以（也都應該）成為黨員；法西斯建立在一種精挑細選的民粹主義之上，因為廣大的人民無法形成單一的共同意志，於是就由英明的領袖來代表人民詮釋共同意志。

雖然就政治理論的定義，戰後台灣不能算是自由國家，但在1950年代之後所形成的冷戰對峙中，台灣卻隸屬於以美國為首的陣營，當時被稱為「自由中國」（對岸的那個中國則是被關在「鐵幕」裡）。「自由中國」做了很多告發、逮捕、監禁、槍斃匪諜的事，但「自由中國」也容許了一本名叫《自由中國》的刊物發行。由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的《自由中國》，原本可以提供一套民主自由的理論基礎，來正當化國民政府的反共立場。結果1960年《自由中國》先是批評黨國教育，又反對蔣介石三連任，雷震甚至試圖跟台灣本土政治人物合作籌組中國民主黨，最後因為「包庇匪諜」的罪名遭到逮捕並判刑十年。組黨運動失敗，《自由中國》被停刊，台大教授殷海光的著作被禁，台大的課也叫停：因為學生不敢來修他的課。

批評當道的媒體被關閉，籌組新黨的行動被阻止，然而自由主義的幼苗已經種下去，往後的二十多年期間，黨外雜誌開了又關、關了又開，政治運動來了就抓，抓了再來，在威權體制歷經退出聯合國、中壢事件、與美斷交、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江南事件等內外壓力的衝撞與重創之後，我們終於在1987年擺脫戒嚴令加諸在我們身上的緊箍咒。

從那之後，台灣開始學習成為一個願意接納多元價值並力求公平的社會。婦權得到重視、勞權得到保障、原住民得到正名、教育權得到擴大、全民健康得到保險、同志婚姻得到合法······我們所羨慕的西方民主國家所實施的社會政策，由公民團體、在野黨、執政團隊提出，在取得立法院多數同意之後，交由各級政府執行。理論上，好的政策、好的政府、好的政治人物，應該在定期選舉的制度下得到支持，不好的政策、不好的政府、不好的政治人物，應該被選民淘汰。但是，我們該如何判斷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呢？「意識形態治國」作為一種批評顯然不足以成立，那麼台灣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什麼樣的價值體系才是我們想要信奉的呢？

《20世紀的主義們》提供了歐美國家曾經誕生過的美好社會構想、為此而犯下的錯誤、在顛簸中所達致的成就、以及他們回首歷史所進行的反思。閱讀《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多元文化主義》這六個在二十世紀曾經引領風潮或逐漸發揮影響力的主義們，或可幫助身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做出抉擇。

（撰文：左岸文化總編輯黃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