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私人間諜》,很難不聯想到《炒飯狙擊手》。那是同一塊土地上、同一個背景下所會生長出來的故事。除去精彩刺激的槍戰動作與鬥智鬥勇的偵查手段,《炒飯狙擊手》實際上講的是狙擊手在軍隊之中覓得了什麼樣的歸屬感,這樣的歸屬感又如何在私心運作下毀去了一切。相較之下,《私人間諜》的主角石曦明或許稱得上幸運許多──即使破碎不堪,且同樣有著以愛為名的重重束縛,他仍找得到時間思考、撐得起空間反叛。
儘管書名有著「間諜」兩字,但《私人間諜》確然不怎麼像一般讀者熟悉的間諜小說。它不走佛萊明的刺激路線,也並非勒卡雷式的沉重與嚴肅──勒卡雷筆下的間諜,確然有著我們想像中「間諜般」的生活與工作,然而在《私人間諜》中,間諜卻是不成間諜的。只是,這一切在截然相反的同時,卻帶著某種我們或許更加熟悉,因而也更加真實的氣味:服義務役的石曦明被派去監視代號「水手」的歸國教授。石曦明收到的指令明確、輪班的紀律嚴實,一切看起來都挺像那麼回事,只除了他從頭到尾不曉得到底為什麼得花這麼大的功夫、力氣與資源,去監視這麼一個生活簡單的學人。但他不能發問,或者,問了也得不到回答。一切都是單線運作的,他不過是最底層的螺絲釘。
分成三部的《私人間諜》,可被視為主角石曦明的個人小史。第一部民國60年到61年,是石曦明的拐兩時代。他的編號成為了綽號,父親國軍英雄石重生的陰影始終盤旋其上。奇怪的是,偏偏是在這段黨國對他管控最為嚴實的期間,石曦明透過對教授的監視,開始接觸《老人與海》,接觸《犀牛》,接觸一切該接觸與不該接觸的。
第一部的時代背景,正是台灣要一腳邁入「大斷交時代」,成為國際孤兒的關鍵時刻:1971年7月,季辛吉訪問中國;8月,保釣運動風起雲湧;10月,中華民國台灣由手握否決權的「泱泱大國」,淪為連會員權都沒有的國度。那個時代的情報單位,自然不能不繃緊神經。然而他們繃緊的神經,竟是用於監視苦行僧般的歸國教授。黨國的無盡藏,就這樣虛擲在假想的敵人身上。看似老江湖的許雅文,行事果敢、手腕老練,這些果幹和老練卻都放到了令人詫異的節點上。
由現在的位置往回看,很輕鬆地便能知道,拐兩所經歷的,是一個正在鬆動的戒嚴時代:儘管施行高壓管制,但內政上的反對勢力卻甚至能在監獄裡組裝武裝行動;外交上,中國可提供的經濟與軍事利益遠遠超越了台灣所擁有的籌碼;經濟則由於大環境的變動,也將迎來被後世稱為「石油危機」的滿城風雨。
那是山雨欲來,或者山雨已來?許雅文堅守崗位,堅信「過往的那一套」,堅信只要照著老方法,那便國泰民安。但拐兩的心砰砰地跳,他本能性地感受到時代的風正在吹拂。他在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的幾天之後正式退伍,自覺如同走出了楊牧筆下「火焰的圍城」,他設想著此後「屠城的信號/與你無關」。但,黨國的幽影,不僅籠罩於他認定的敵人之上,也籠罩在他認定的繼承人之上。那遭圍的城,比他所設想的範圍更加廣大。
退伍後,石曦明不再是「拐兩」。他短暫地當了一下石曦明,又在大考結果公布後成了流浪於宿舍床位之間的「螞蟻」,並終於以「我」的敘事者姿態現身。小說中雖未指出大學的名號,但設若對台北的大學不太陌生,循著小說中給的線索,不難聯想到位於新莊的輔大。進了大學後,定時寄錢來的「叔叔」,要求石曦明仍舊當他的拐兩──那便是書名的由來了。石曦明,許雅文的「私人間諜」。
私人間諜要做什麼呢?左右和職業學生是一樣的: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說起來,最適合做間諜的,可能不是丹尼爾.克雷格那樣的硬漢,而是街頭巷尾的歐巴桑。每天東家長,西家短,就算不擅於情報分析的,也總能從中看出一點什麼不尋常。
對付八卦最好的做法,便是沉默。身為床位的遊牧民族,螞蟻的人脈可謂四通八達。然而他給「叔」的短箋,卻像是用文言文寫就般言簡意賅。這一年,是民國64年,西元1975年。那年,「世界的偉人、民族的燈塔」在四月的雷雨天裡撒手人寰,一個時代無疑地落幕了。擁有私人間諜的人或許進入新一輪的權力爭鬥。而黨國傳人石曦明呢?
忙著打麻將。傳奇性的麻將賽,贊助贏家到美國留學的經費。學日語的螞蟻一邊質疑著自己為什麼要去美國,一邊過五關斬六將。麻將大賽與懸掛五星旗事件,兩者間荒唐的鬥智與角力,不僅構成了這一章的主軸,也極為象徵性地擘劃了那個經濟逐漸壓過專制權力的時代──就連本該熱中於查緝匪諜的國民黨學生黨部,也成了「應付」的高手。拐兩的應付手段,甚至還是大官兒子教的。
時代的風強烈地吹拂著。石曦明的父親被吹到了台灣,而他即使讀日語,也順應著潮流,去了美國。這樣的故事,台灣人再熟悉不過。於是先前拐兩引用的楊牧〈將進酒四首〉一詩,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旁注:城焚旗落之際,又一班留學生包機抵達。問題在於螞蟻是否能再度射出那隻突圍的箭,也在於那隻箭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小說的第三部,時間轉進到解嚴前夕的1983年。石曦明短暫地回台,成了新一代的「水手」。許雅文也再次成了決心要了解「水手」到底搞什麼鬼的特務。石曦明為什麼要回來?他帶著什麼樣的目的?然而那些都是藉口。他真正想知道的,是為什麼黨國培植的後代,最終卻長成了「水手」?
他訪談,他盯梢,他最終把石曦明「請」進了警總,刨根究底地問個清楚。他問,是不是想替「水手」翻案?石曦明於是說了他去見前任「水手」黃偉柏的歷程。說他如何道歉(儘管按照許多人的邏輯,他不過是聽命令的小螺絲釘,哪裡需要道歉呢),說了神祕女人的真身,還說了要許雅文放下既定的觀念,試著走進別人的人生。許雅文哪裡會聽。畢竟,那一點都不「合理」。
許雅文不死心,持續地偵查,終於親眼見證早前他只認為是胡說八道的神祕女子身影。有了打死不信的許雅文的見證,小說的「謎」在此方才奠定下來──那女人真的存在,也真的如輕煙般出現又消失。此時,反覆穿插在三部之中,宛若間奏的民國97年,也才開始顯現出意義:這一年,台灣迎來了第二次的政黨輪替,被視為民主化後的又一里程碑。比對戒嚴時期的許雅文,與解嚴時代的趙隊長,不難看出兩者在調查上風格的差異。
那女人是誰?就在確認謎面存在的同時,謎底也同時浮出──她的肉身確實存在,然而她在紀錄上卻不然。對石曦明而言,她是救贖。對許雅文而言,她是只能被否定的對象。對我而言,那是人格化的台灣史本身。那麼,對你而言,她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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