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私人間諜》，很難不聯想到《炒飯狙擊手》。那是同一塊土地上、同一個背景下所會生長出來的故事。除去精彩刺激的槍戰動作與鬥智鬥勇的偵查手段，《炒飯狙擊手》實際上講的是狙擊手在軍隊之中覓得了什麼樣的歸屬感，這樣的歸屬感又如何在私心運作下毀去了一切。相較之下，《私人間諜》的主角石曦明或許稱得上幸運許多──即使破碎不堪，且同樣有著以愛為名的重重束縛，他仍找得到時間思考、撐得起空間反叛。
儘管書名有著「間諜」兩字，但《私人間諜》確然不怎麼像一般讀者熟悉的間諜小說。它不走佛萊明的刺激路線，也並非勒卡雷式的沉重與嚴肅──勒卡雷筆下的間諜，確然有著我們想像中「間諜般」的生活與工作，然而在《私人間諜》中，間諜卻是不成間諜的。只是，這一切在截然相反的同時，卻帶著某種我們或許更加熟悉，因而也更加真實的氣味：服義務役的石曦明被派去監視代號「水手」的歸國教授。石曦明收到的指令明確、輪班的紀律嚴實，一切看起來都挺像那麼回事，只除了他從頭到尾不曉得到底為什麼得花這麼大的功夫、力氣與資源，去監視這麼一個生活簡單的學人。但他不能發問，或者，問了也得不到回答。一切都是單線運作的，他不過是最底層的螺絲釘。
鬆動中的戒嚴時代
分成三部的《私人間諜》，可被視為主角石曦明的個人小史。第一部民國60年到61年，是石曦明的拐兩時代。他的編號成為了綽號，父親國軍英雄石重生的陰影始終盤旋其上。奇怪的是，偏偏是在這段黨國對他管控最為嚴實的期間，石曦明透過對教授的監視，開始接觸《老人與海》，接觸《犀牛》，接觸一切該接觸與不該接觸的。
第一部的時代背景，正是台灣要一腳邁入「大斷交時代」，成為國際孤兒的關鍵時刻：1971年7月，季辛吉訪問中國；8月，保釣運動風起雲湧；10月，中華民國台灣由手握否決權的「泱泱大國」，淪為連會員權都沒有的國度。那個時代的情報單位，自然不能不繃緊神經。然而他們繃緊的神經，竟是用於監視苦行僧般的歸國教授。黨國的無盡藏，就這樣虛擲在假想的敵人身上。看似老江湖的許雅文，行事果敢、手腕老練，這些果幹和老練卻都放到了令人詫異的節點上。
由現在的位置往回看，很輕鬆地便能知道，拐兩所經歷的，是一個正在鬆動的戒嚴時代：儘管施行高壓管制，但內政上的反對勢力卻甚至能在監獄裡組裝武裝行動；外交上，中國可提供的經濟與軍事利益遠遠超越了台灣所擁有的籌碼；經濟則由於大環境的變動，也將迎來被後世稱為「石油危機」的滿城風雨。
那是山雨欲來，或者山雨已來？許雅文堅守崗位，堅信「過往的那一套」，堅信只要照著老方法，那便國泰民安。但拐兩的心砰砰地跳，他本能性地感受到時代的風正在吹拂。他在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的幾天之後正式退伍，自覺如同走出了楊牧筆下「火焰的圍城」，他設想著此後「屠城的信號／與你無關」。但，黨國的幽影，不僅籠罩於他認定的敵人之上，也籠罩在他認定的繼承人之上。那遭圍的城，比他所設想的範圍更加廣大。
將進酒，打麻將
退伍後，石曦明不再是「拐兩」。他短暫地當了一下石曦明，又在大考結果公布後成了流浪於宿舍床位之間的「螞蟻」，並終於以「我」的敘事者姿態現身。小說中雖未指出大學的名號，但設若對台北的大學不太陌生，循著小說中給的線索，不難聯想到位於新莊的輔大。進了大學後，定時寄錢來的「叔叔」，要求石曦明仍舊當他的拐兩──那便是書名的由來了。石曦明，許雅文的「私人間諜」。
私人間諜要做什麼呢？左右和職業學生是一樣的：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說起來，最適合做間諜的，可能不是丹尼爾．克雷格那樣的硬漢，而是街頭巷尾的歐巴桑。每天東家長，西家短，就算不擅於情報分析的，也總能從中看出一點什麼不尋常。
對付八卦最好的做法，便是沉默。身為床位的遊牧民族，螞蟻的人脈可謂四通八達。然而他給「叔」的短箋，卻像是用文言文寫就般言簡意賅。這一年，是民國64年，西元1975年。那年，「世界的偉人、民族的燈塔」在四月的雷雨天裡撒手人寰，一個時代無疑地落幕了。擁有私人間諜的人或許進入新一輪的權力爭鬥。而黨國傳人石曦明呢？
忙著打麻將。傳奇性的麻將賽，贊助贏家到美國留學的經費。學日語的螞蟻一邊質疑著自己為什麼要去美國，一邊過五關斬六將。麻將大賽與懸掛五星旗事件，兩者間荒唐的鬥智與角力，不僅構成了這一章的主軸，也極為象徵性地擘劃了那個經濟逐漸壓過專制權力的時代──就連本該熱中於查緝匪諜的國民黨學生黨部，也成了「應付」的高手。拐兩的應付手段，甚至還是大官兒子教的。
時代的風強烈地吹拂著。石曦明的父親被吹到了台灣，而他即使讀日語，也順應著潮流，去了美國。這樣的故事，台灣人再熟悉不過。於是先前拐兩引用的楊牧〈將進酒四首〉一詩，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旁注：城焚旗落之際，又一班留學生包機抵達。問題在於螞蟻是否能再度射出那隻突圍的箭，也在於那隻箭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間諜頭子的偵探之旅與螺絲釘的懺悔之旅
小說的第三部，時間轉進到解嚴前夕的1983年。石曦明短暫地回台，成了新一代的「水手」。許雅文也再次成了決心要了解「水手」到底搞什麼鬼的特務。石曦明為什麼要回來？他帶著什麼樣的目的？然而那些都是藉口。他真正想知道的，是為什麼黨國培植的後代，最終卻長成了「水手」？
他訪談，他盯梢，他最終把石曦明「請」進了警總，刨根究底地問個清楚。他問，是不是想替「水手」翻案？石曦明於是說了他去見前任「水手」黃偉柏的歷程。說他如何道歉（儘管按照許多人的邏輯，他不過是聽命令的小螺絲釘，哪裡需要道歉呢），說了神祕女人的真身，還說了要許雅文放下既定的觀念，試著走進別人的人生。許雅文哪裡會聽。畢竟，那一點都不「合理」。
許雅文不死心，持續地偵查，終於親眼見證早前他只認為是胡說八道的神祕女子身影。有了打死不信的許雅文的見證，小說的「謎」在此方才奠定下來──那女人真的存在，也真的如輕煙般出現又消失。此時，反覆穿插在三部之中，宛若間奏的民國97年，也才開始顯現出意義：這一年，台灣迎來了第二次的政黨輪替，被視為民主化後的又一里程碑。比對戒嚴時期的許雅文，與解嚴時代的趙隊長，不難看出兩者在調查上風格的差異。
那女人是誰？就在確認謎面存在的同時，謎底也同時浮出──她的肉身確實存在，然而她在紀錄上卻不然。對石曦明而言，她是救贖。對許雅文而言，她是只能被否定的對象。對我而言，那是人格化的台灣史本身。那麼，對你而言，她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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