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果斯：中國和哈薩克之間的國際邊際合作中心（ICBC）（2017年，Image via Shutterstock）。2011年，《失落的衛心》作者劉子超曾以記者身分去霍爾果斯。他的中亞之旅結束時，從霍爾果斯口岸返鄉。

本場講座內容為「素直共讀25」活動，由新經典文化發行人暨總編輯葉美瑤主講。素直友會為洪建全基金會於1987年所成立的讀書會團體。長期推動閱讀風氣，協助讀書會運作。目前約有六十個讀書會團體參與其中，成員以獨立自主的精神閱讀學習。

旅行書寫：特定時空，旅人眼中的見聞

「中亞就像失落的衛星，徘徊在不同的文明勢力之間。這個世界真實的樣子，充滿瑣碎的細節，而我，盡己所能理解他們──這讓我感到自由。」──劉子超

「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其實是經歷了一趟學習之旅，這正是編輯工作有趣的地方；原來編輯一本書，可以帶給你這麼大的學習樂趣。」 新經典文化總編輯葉美瑤談起編輯《失落衛星這本書》的心情。

「中亞」題材在台灣出版品中佔據不多，那麼，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較為陌生的題材來出版呢？

「這可以從『旅行文學』的定義和角度來看《失落的衛行》這本書。」借用詹宏志先生的話：

「我想像中有兩種旅行文學作品，一種也許可以稱為「硬派旅行文學」（hard-core travel narrative），像是當今最後的偉大探險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的作品，或者像是最近台灣有譯本的《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的作者Jon Krakauer，他們的文學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先有了偉大的旅行；另一種也許我們可以稱為「軟派旅行文學」，它以敘事文學為主，但敘事中包含了一場引人深思的旅行，這場旅行也許沒有那麼超凡入聖，但觀察本身卻見人所未見，旅行家Jan Morris或是最近紅遍英語世界的Bill Bryson，可算是這樣的作品。」（出處：1998年九月號 《聯合文學》，為第一屆長榮寰宇文學獎決審評文）

「所以，最一開始，我並不覺得《失落的衛星》是我想要推介的旅行文學作品，而我最初認識劉子超，其實是從他的《午夜降臨前抵達》這本書；他刻意避開大部分人會選擇的『卡夫卡』等商業化的旅行盛地，有打中我的心，我覺得這樣的旅程也會是我的選擇。」但閱讀《失落衛星》之後，「我改變了想法，決定出版《失落的衛星》。」葉美瑤總編輯回想起當時的決定，「如果考量台灣市場，應該會選擇與中歐或東歐相關的題材，因為讀者比較熟悉。」

但閱讀《失落的衛星》之後，你會發覺「這不是一本輕易閱讀的書，它絕對不是『雞湯式』的旅遊散文」，從劉子超曾經的寫作經歷來看，他既寫詩（2010年劉麗安詩歌獎），也寫小說，出版3本書：《沿著季風的方向：從印度到東南亞的旅程》、《午夜降臨前抵達》（2015年「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旅行寫作）、《失落的衛星》；他也翻譯書，例如海明威的作品、硬派推理小說家雷蒙·錢德勒的作品。

雖然《失落的衛星》獲獎無數，但出版這本書的真正原因仍在於書的內容；葉美瑤總編輯認為在閱讀之後：「從內容上來看，這可能不是一本書的現象，可能會是很有趣、可以長期經營的作家。」

獲得瑞士「全球真實故事獎」（True Story Award）肯定

「如果我們想獲得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與經驗，想理解我們身處的現實，沒有比旅行或寫作更好的方式。」──劉子超

劉子超的中亞之旅從2011年開始，當時他27歲，九年間，遊歷了中亞大部分地區，去到了他可以去到的所有地方，但這本書並不是「一本簡單的旅行記錄」，劉子超希望「通過人的故事展現這片大陸的心靈，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描述和解釋中亞。因為，就像奈波爾所說，如果我們可以把握當下，或許就有可能預測未來。」（《失落的衛星》自序）

《失落的衛星》其中的一篇文章〈尋找烏茲別克失落之心〉，被翻譯成英文，獲得瑞士舉辦的「全球真實故事獎」（True Story Award）的特別關注獎，「這非常難也很罕見，因為其他華文作家的寫作題材是中國，因為你寫你自己的文化，不可能有人寫得比你更好，但劉子超寫的卻是中亞，是其他歐洲人也能寫的題材，他卻能得到特別的關注與極佳的評論。」

得獎後，劉子超接受訪問時說：「〈尋找中亞的失落之心〉能得到特別關注獎令我意外。在我的印象中，以往的西方獎項或多或少是以『西方中心』為主思考，非西方國家參與者若想得獎，只能寫各自本國的故事，提供該國經驗。過去，似乎只有西方作家才有權利寫別的地方。這次我能獲選特別關注，或許說明了世界潮流的某種轉向。」

葉美瑤總編輯分析：「劉子超獲獎，也許打破以往只有西方人書寫世界的刻板印象，例如保羅．索羅寫中國（《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Riding the Iron Rooster: By Train Through China〕）、南美（《老巴塔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使他成為當代知名的旅行作家之一。

新經典文化發行人暨總編輯葉美瑤於「素直共讀25」講座，領讀《失落的衛星》

為甚麼書寫旅行？

「旅行文學是一個很大的框架，讓我得以把小說的技巧、歷史觀……各種東西都融入到文章裡。寫旅途，本身就自成一個經典的結構，不管是《荷馬史詩》、《西遊記》、《格利佛遊記》都是寫旅程。透過『寫旅行』把這個經驗做第一道消化，之後如果有機會寫成虛構的小說，那就是做第二次蒸餾，成為白蘭地。」──劉子超

劉子超為什麼書寫他的中亞之旅？引用他自己的說法，他一開始其實沒有想過寫旅行文學：

「雖然現在大家說我是『旅行作家』，我一直想當作家。過去寫詩，寫小說，也得過劉麗安詩歌獎。寫了一段時間後，發覺如果要寫小說，自己的閱歷、成長經驗，不足以支撐自己的抱負。」

寫旅行的契機是在2011年去印度時，為雜誌寫稿，寫火車之旅，「用火車把一些地方串起來」，那是劉子超第一次「比較認真地寫旅行」。

許多經典著作，如《荷馬史詩》、《西遊記》，「都是來自旅途；所以『寫旅行』是劉子超有志於寫作，給自己的這一階段訓練。」葉美瑤總編輯分析劉子超的寫作，思考他「為什麼寫中亞」，或許部分是來自於歷史因素，劉子超起程的時候是千禧年之後，正是中國崛起的時候，促使中國這一代的年輕人有更多機會走出去。

「為什麼他會選擇寫中亞？」並不是因為他熟悉中亞，源自於2010年，他以記者身分造訪霍爾果斯，劉子超描述霍爾果斯──「那是中國通往哈薩克斯坦的口岸城市，有一種邊境地帶特有的繁忙和混雜。」「當我第一次站在霍爾果斯口岸眺望天山時，我對中亞一無所知，然而，這並沒有阻止我踏上旅途去寫一本書。」對他而言：

「寫作的意義就是去見證這個世界在巨變中的流動，拋棄那些抽象的觀念，捕捉其中真實而複雜的細節，從而更好地解釋我們身處的現實。於是，我去了哈薩克斯坦，去了天山，去了七河之地，去了蘇聯進行過456場核爆的試驗場，看到當國家意志像潮水般退去後留下的巨大廢墟。最終，我回來了，寫出了《失落的衛星》。」

「雖然我對於中亞也一無所知，但他對中亞的感受跟我截然不同；因為在劉子超的成長過程中，他有非常接近蘇聯的成長經驗，但我沒有。在台灣的我們，可能會比較接近美國與日本，心中對它們滋生出奇特的親切感。這即是所謂的：你的人生經驗會讓你跟某一個旅遊地之間發生很不同的化學作用。」葉美瑤總編輯回溯《失落的衛星》寫作源由，認為劉子超之所以寫中亞之旅，也是由於「寫作者為了擴展自己」，他在實地走過哈薩克斯坦、天山、七河之地之後，透過寫作，「見證這個世界正在經歷的流動，捕捉這個世界真實複雜的情況，拋棄從書上獲得的抽象知識。」

洪建全基金會榮譽董事長簡靜惠（前排中）及素直友會讀書會群現場合照

步行中亞的僧侶

「一河之隔的對岸，依舊是阿富汗的世界。眼前高聳的山脈則被稱為『興都庫什』，在波斯語裡意為『殺死印度人』。這表明，翻過這座大山就可以聽到另一種文明的遙遙迴響。一千三百多年前，正是被這種文明的光芒所吸引，玄奘大師翻越帕米爾高原，去印度求取真經──我如今所走之路，也正是他當年走過的道路。」──《失落的衛星》〈從帕米爾公路到瓦罕山谷〉

完成《失落的衛心》的閱讀經驗，如同「全球真實故事獎」2019年評審委員會主席瑪格麗特．斯普雷徹（Margrit Sprecher）的評論：

「《失落的衛星》遠遠不只是一本旅行見聞，更是部少見、非凡的文學作品。以一種非常緩慢的步伐在中亞漫遊，如同一名佛教僧侶──這種緩慢的步伐也體現在全書從容不迫的語言中。……他與路上遇到的男男女女交談，詢問一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卻能得到不同尋常的答案。以上種種，都給他的作品一種難以超越的真誠。讀完這本書後，你就像真的和子超去了一趟中亞，你對這片土地的瞭解比讀一百篇政治類文章還要多。」

葉美瑤總編輯強調：「劉子超在描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旅途，他幾乎沒有讓你感覺到搭乘飛機的過程，他很願意去描寫漫長旅途中從這裡到那裡的艱難；寫得非常動人看，反映在文字描述上面，是一種從容。正是這樣的從容，使得他的旅行含有一種思想感。」

在這五個斯坦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的旅行，劉子超為了能夠跟當地人溝通、交談，藉此描述他亟欲寫下的「人的故事」，於是，他特地學習俄語、烏茲別克語。「你也能夠在閱讀的過程中，感覺到這兩種語言在旅途中提供給他的助益。」而且，「面向中亞這樣一個曾在歷史上被不同文明及族群征服的陌生之地，劉子超卻讓你願意跟著他一起步行在中亞，從一個遺蹟走到另一個蹟，一頁一頁地跟著他走。」葉美瑤總編輯點出劉子超具有出眾的說故事的能力。

也許只有外來者才能超越偏見，觀察這片土地

夜色中的塞梅伊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在這片文明的邊緣地帶，國家意志曾如潮水船襲來，終又退卻。我想打撈那些殘存的東西，放在玻璃中觀察。

相似的事情總會不斷地重演──走在昏黃的路燈下，我甚至能聽到自己怦然的心跳聲。」──《失落的衛星》〈草原核爆〉

劉子超在這本書的自序〈旅行，超越偏見的開始〉中，寫下他中亞之旅的心境，遠溯至他七歲時在電視新聞上看到蘇聯解體的報導：

「作為一個地緣政治事件，蘇聯解體的影響綿延至今。鬱金香革命、納卡衝突、哈薩克騷亂以及烏克蘭正在發生的一切，無不是這一事件的餘波與迴響。與此同時，它也在創造著新現實，讓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分裂的叢林。

如同『文革』之於上一輩作家，我發現自己總是被蘇聯解體和隨之而來的變遷所吸引。特別是那些處於大國夾縫地帶的國度──既是地緣政治的夾縫，也是文明和價值觀的夾縫──它們總在撕扯和遊移，總是像衛星一樣，被周圍更大的行星左右。它們很難掌握自己的命運，註定了顛沛流離。」

當他在2011年秋天，蘇聯解體二十周年之時，去到中亞第一個國家烏茲別克，從酒店走出來，看見「酒店門前停著幾輛黑車，司機留著小鬍子，戴著鴨舌帽，守著他們破舊的拉達或者伏爾加」，這一畫面，瞬間讓他感受到：「自己好像穿越回了一九九○年代的北京──那種後蘇聯時代、幾乎被世界遺忘的感覺」。

《失落的衛星》繁體中文版的自序，劉子超提及他「曾在臺灣旅行了半個月。坐在臺南夜市的排檔邊喝冰啤酒時，我沒有想過有一天我的書會與臺灣讀者相遇。我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緣份。」葉美瑤總編輯也特意播放劉子超為這場講座錄製的影片，傳遞作者向臺灣讀者的致意，感謝讀者閱讀。總編輯最後引用作者在訪談時曾說過的一段話，有助於《失落的衛星》的讀者理解作者：

「我喜歡陌生人間的善意和理解，那種沒有附加條件的愛;他並不是想從你身上得到回報，而僅僅是出於一種愛的本能。它讓我覺得溫暖，沒有負擔。

因為是陌生人，這樣的愛短暫也偶然，可又有甚麼關係呢？因為是陌生人，即使得不到這些，你也不會覺得失落。這和旅行的感覺很像，除非你非常富有，一切都用錢打通，否則總需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才能走到下一個地方。」

這正好說明了《失落的衛星》為何讀來「充滿人的故事」，並帶給讀者「非凡的感受力」。

（本文編輯：王窈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