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的主義們讀書會」系列第1場，由譯者吳家恆談「伊莉莎白女王與多元文化主義」（圖片來源：左岸文化）
編輯前言：左岸文化從「Oxford Short Story」系列書籍中，揀選6本書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翻譯出版，並策劃系列讀書會「星期五的主義們」，由中文譯本的譯者主講。書評書目TAIWAN REVIEW of Books特別紀實系列讀書會精華內容。
左岸文化出版了《20世紀的主義們》六書，繼夏天在誠品台大店舉辦「年輕人，要不要來點自由主義呀？」與「什麼！台灣比中國更社會主義？」兩場工作坊後，從九月底起，連續四個週五晚上，在一間書店舉行四場星期五的主義們讀書會。第一場9月30日由譯者吳家恆分享「伊莉莎白女王與多元文化主義」。
總編輯黃秀如說明這系列讀書會的講者以譯者為主，譯者和編輯團隊是最熟悉這本書的人，也希望提供不同的觀點。這場有關多元文化主義的導讀，她以2012年倫敦奧運開場，2008年的北京奧運盛大成功，中國國族主義高漲，覺得中國人都站起來了，接續的倫敦奧運要如何突破？然而，負責開幕式的導演沒有要把它變成宣揚國威的盛會，而是充滿英國人的幽默，也展現了英國人優游於各個文化種族議題的努力，開幕式結束後全世界大為驚嘆，認為這就是驚奇之島！而這個wonder就是今天的主題。
吳家恆以他個人30年前在愛丁堡大學的文化衝擊談起。當時宿舍辦了新到學生的歡迎會，校方代表開頭就歡迎大家來到愛丁堡，來到蘇格蘭，「相信在過去這一週裡，大概已經感覺到文化的衝擊，」又加了一句：「特別是對於那些從英格蘭來的人！」我們一般會說這是英式幽默，但在蘇格蘭說這是英式幽默，恐怕不妙！他以這個例子來說明關於多元文化的微妙。並以一幀伊莉莎白女王在蘇格蘭、身著嘉德勳章騎士團服飾所拍攝的一張照片，具體展現女王作為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等王國聯合而成的United Kingdom的樞紐 ，以及她經常要擔負的多元文化的角色。
2012年7月5日，伊莉莎白女王二世在愛丁堡的聖吉爾斯大教堂，出席嘉德勳章日活動（Image via Alamy.com）
為什麼要談多元文化主義？
吳家恆認為，在這個時代、在台灣的社會，這其實是非常重要但卻很少討論的議題。在這系列的幾個主義中，我們常會聽到有人以「民粹」、「法西斯」來批判別人，或說共產主義如何，資本主義如何，但卻很少聽到說多元文化的聲音。
身為譯者，體認到文化多元主義是有趣、複雜又切身的。有趣之處是在於它非常複雜，要給多元文化主義一個定義很困難，「關於多元文化主義的公開論辯之中，最清楚的一點大概就是，關鍵術語含而糊之，語焉不詳。想要給出個一般人都能接受的定義，結果用語卻是迂迴得讓人不敢領教。」作者這本書聚焦於英國，又借鑒許多國家的經驗。
另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就是多元文化主義跟自由主義的衝突，書中舉錫克教徒騎機車可否以頭巾為由，拒戴安全帽？伊斯蘭女性穿戴面紗是傳統文化還是對女性的壓迫？作者認為「對於所謂族群權利與個人權利之間的矛盾一直有很多誤解。舉個例子，允許錫克教徒騎車時戴頭巾而不戴安全帽並不是特殊待遇，並沒有讓族群權利凌駕於個人權利之上。戴頭巾而不戴安全帽，此一權利是由個人自身所行使，整個族群無權強迫個別的錫克教徒戴頭巾。族群並沒有權利凌駕於個別成員之上。······我的看法是所謂的傳統文化習俗不能凌駕於基本人權的考量之上。」族群的認同，個人的權利（言論自由）的緊張關係是這本書關切的問題之一。
多元文化主義與「三重變遷」
歐洲很多政治社會面上的問題經常被歸因為多元文化主義所造成，但作者駁斥此說，這也是本書的核心關注所在。
許多被歸咎於多元文化主義的弊病，其實是被作者稱之為「三重變遷」所造成或加劇的：一是民族國家的鬆解，對內有次國家少數種族提出分離的要求，像英國的蘇格蘭人和威爾斯人，或是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泰隆尼亞人，對外則有歐盟和國際組織造成國家權力式微；其次，曾經是製造業重鎮的歐洲主要城市開始去工業化，二戰之後的首批移民在此落腳，以因應經濟擴張的需求；最後就是原本闊綽的福利國家措施出現緊縮。
三重變遷和全球金融危機的脈絡中，這些民族國家不僅要面對緊隨二戰結束與經濟擴張而來的前殖民地民眾移入之後果，還得因應失敗國家和內戰造成的流離人口。此外還有來自新知識經濟的勞動力需求、全球流動新時代金融部門的擴張、生育率的降低、歐盟擴張與蘇聯解體所造成的勞動力流通。
那麼，台灣有這三重變遷嗎？台灣在戰後有次國家團體的問題嗎？在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的政策下，開始唱〈龍的傳人〉，對故國神州有深深的嚮往，反而是在後來本土意識抬頭，才慢慢浮出客家人、台灣人、原住民等身分認同。台灣在戰後也沒有「去工業化」，而是從農業走到工業化。工業革命的老牌國家如英國，二戰後在全球架構底下擺脫生產的角色，去工業化造成原本的工業化地區迅速凋零。台灣的工業化，其實是在承接那些歐美國家的去工業化，因此第二層的變遷也無法用在台灣。有關移民的問題，台灣也有移民，最大規模就是1949年來的，但這是一個不情願的移民。戰後歐洲重建需要很多勞動力，移入歐美國家的移民很多是自願的。至於勞動力進來之後會不會回去，我們會看到各國不同的做法。而經濟緊縮造成的後果就是種族、階級等各種衝突加劇。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狀況和書中所提的三重變遷並不相合，但這可以提供一個思考的架構。
譯者吳家恆以譯者身分，談左岸文化出版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圖片來源：左岸文化
他山之石──歐美各國如何面對多文元文化主義
面對三重變遷的社會，如果沒有新的、更民主、更具平等主義傾向的跨文化治理，極右翼的崛起可能會氾濫，在金融緊縮、失業率上升和公共服務大幅削減的時期，將嚴重限制多族群文明的機會。
作者舉例說明歐美國家面對多元文化的衝擊和措施：
加拿大：始於1960年代英法語區的摩擦，並列為官方語言後，1969年《雙文化及雙語法案》掀開了加拿大其他少數族裔的問題，於是把更廣泛的文化多元性納入加拿大的國族認同成為官方政策。加拿大的特殊狀況使得它比較早就處理原住民的問題，1980年前後出現了用來指稱加拿大境內的原住民的First Nations，取代有貶意的Indian band。
澳洲：摒棄白澳政策後，19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宣布支持「多元文化主義」，這個詞開始進入公共討論之中。澳洲的新移民正在把這些國家「亞洲化」，鼓勵移民「融入」而不是要求他們同化。這意味著他們能夠保留「家鄉文化」的元素，而族群社區組織被視為重要的融合工具。
美國：在美國關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辯論中，種族一直是舉足輕重，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議題。非裔美國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轉變為文化鬥爭，主張以黑為尊的文化和自尊感，體現在「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的口號中。而墨西哥裔和其他西班牙裔美國人，以及長期受壓制的印第安原住民也要求承認他們的獨特性， 1990年代，這些非白人族群要求學校和大學課程也要承認他們的文化，多元文化主義才進入一般人的用語之中。
荷蘭：荷蘭人建制一個橫跨不同文化領域的「柱狀化」結構，從十九世紀開始就讓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人和有著不同政治傾向的群體彼此互不接觸，和平共存。處理來自前殖民地移民的「少數族裔」政策規劃延續於此，然而，「柱狀化」的特殊歷史意味著少數族群政策會在建制上更加分離，少數族群雖有更大的自由和資源來發展自己的學校、媒體與文化，國家也因政策上未能在經濟和文化上納入少數族群而受批評。
英國：不列顛以白人為尊，主流媒體（他們對多元文化主義早已懷抱敵意）、中間偏左的政治人物（他們一般能夠同理多元文化主義者的看法）對多元文化主義一直激辯不休。柴契爾政府在1979年執政，多元文化的發展遭受嚴重打擊，學校教材強調以白人為主軸的英國史和基督教精神。中央政府和媒體一再攻擊工黨控制的地方當局花太多心力在多元文化上頭。但2001年遍地開花的城市暴動之後，很多城市持續把資源投注在學校和社區，倫敦的行政區也繼續推出多元文化的措施，像是持續對從事衛生和社會服務的工作者進行所謂「種族意識」或「多樣性」的訓練。
然而，多元文化主義被視為犧牲白人，只是讓黑人和亞洲人享特權，而非試圖消除種族社會經濟的劣勢，並讓國家身分認同納入先前在文化上被排斥的族群，結果是這些政策被認為未能廣納白人的意見，最終招致他們的怨恨。
法國：二戰結束前，法國鼓勵來自波蘭、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的大量移民，但戰後北非殖民地的移民既非歐洲、也非基督徒，在種族上被當成外人，多少無法融入。這些移民發現自己碰到雙重障礙：法國人把他們種族化，政教分離的傳統與穆斯林公開進行宗教活動的做法相衝突。而法國政府執行了一種事實上的「多元文化主義」，1981年的法律取消了對北非移民的限制，他們可以用跟歐洲移民同樣的方式來建立種族組織。2003年成立了中央層級、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法國穆斯林文化委員會。但頭巾的爭議持續不斷，說明法國公共文化在對種族和宗教的務實讓步與維繫共和主義傳統之間仍是緊張的。
德國：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數百萬外籍勞工從義大利、希臘、葡萄牙、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來到西德，但公民政策仍然採取嚴格的「血統主義」，「客工」政策下外籍勞工沒有獲得公民身分的管道，並且須定期往返母國。德國1990年代修改公民法，承認它必須放棄「德國不是移民國家」的主張；2000年的公民法和2005年的移民法更明確允許外籍勞工可以成為德國人。
作者提供的歐洲視野，不僅能更深入了解我們所陌生的歐洲事務，也可以用這個架構來檢視台灣社會的多元文化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