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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星期五的主義們讀書會,由《民粹主義》譯者徐承恩導讀。徐承恩是香港史家,一開始即表明將以熟悉的香港經驗為例說明,提供了另一個以主義分析現實的範例。
徐承恩首先關切:其他民粹主義相關書籍的賣點是什麼?他注意到六本相關的中文書裡,有四本都在簡介中強調民粹主義的陰暗面,例如:「帶你看穿民粹主義者如何用煽動話術玩弄真實,認清我們與『民粹之惡』的距離!」「如果民粹主義者擁有足夠的權力,最後將建立一個威權國家······現今的民粹主義者正嘗試運用符合民主價值的政治語言,實現一個公然反對民主的政治理想。」「民粹領袖善於操弄話術,只要切合人們的經驗與情感,假新聞抑或事實真相都不再重要······」「當今全球政治的民粹亂象」。
民粹主義真的只有黑暗面而沒有光明面嗎?民粹主義只是個別人士的問題嗎?還是它背後有更嚇人的力量?
徐承恩認為,這本書最重要的論點,也是與其他書的不同之處:它不只是看供給面,也看需求面;不會歸因於某個領袖所倡議,而是有其社會需求。
《民粹主義》譯者徐承恩在讀書會導讀,認為:這本書最重要的論點,也是與其他書的不同之處:它不只是看供給面,也看需求面;不會歸因於某個領袖所倡議,而是有其社會需求(圖片來源:左岸文化提供)
民粹主義的主調就是:腐敗的菁英忽略大多數的民意,所以他們要擔任民眾之聲。「世界各地都有為數不少的人認同民粹理念的某些面向。最明顯的,他們認為(政治)建制盡皆自私詭詐,既會做見不得光的閉門交易、又對主流民意置若罔聞······民粹潛能之醒覺,取決於社會經濟和社會政治的處境。對民粹的渴求,則會於某些特別情景展現。當眾人都感到社會危在旦夕,這種危機感就會使民粹意識一發不可收拾。亦因如此,比如經濟顯著下滑、或是令人更義憤填膺的結構弊案,重大政策的失敗都會激發人民的民粹情懷。」(pp.160–1)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當下政治社會的問題,民粹無法趁勢而起。民眾覺得檯面上的政治菁英不但無視這些現實問題,甚至就是這些問題的來源,此時一旦有人說出他們的心聲與需求,她/他就容易成為代表某個群體的聲音,力量迅速集結,成為所謂的民粹現象。
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民主政治的侵蝕,是民粹政治於廿一世紀急速崛起的重要成因。在歐洲國家,新自由主義主張小政府,以全球化的需求訂定歐盟的標準,國家主權被削弱,民主機構的運作與實踐無法滿足基層需要,歐盟、歐洲議會的技術官僚體制釀成民主赤字;而在東亞沿海,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反感,則展現為對中國因素的抗拒。
另外還有民主政治本身難以克服的問題。民主社會的政策都必須仰賴技術官僚執行,但難以理解的技術、封閉的科層決策、以及與民情格格不入的官僚習氣,都構成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所描述的官僚「鐵籠」,使近代民主政治與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
德國社會學家Robert Michels指出,任何政治運動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演變成由少數人主導的科層組織,他稱之為寡頭鐵律。當主張平等主義的人要整合成政治力量時,就會形成科層,因此即使是主張平等的黨,最後也會形成寡頭組織。
自由派、民主派和進步派的政治運動如果能成功發展,都會發展為疊床架屋的組織,而幹部和一般成員在影響力和話語權上就會出現落差。倘若有機會執政,也必須與官僚妥協、仰賴官僚體制來推動政策,於是在後期民主化的地方,爭取民主自由的政黨執政後,比其他政黨更容易成為民粹攻擊的對象。至此,自由民主和進步價值,就弔詭地成為「偽善」和「騙選票」。
民之所欲不能滿足,除了全球化,代議民主本身的制度局限,亦使代議士和民眾之間亦無可避免地會有一定距離。
民粹主義有陰暗面,但也有光明面,當官僚的黑箱作業無法滿足人民,群眾起而爭取話語權,民粹與威權政府的抗衡是民主化的力量,從有選舉的民主進步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但對於民主政治,也可能從幫助的力量變成損害的力量。
徐承恩用《民粹主義》書中第141頁的圖表說明,民粹主義從絕對的威權政治往自由民主推進的民主化進程,以及反之從民主侵蝕、崩潰到壓迫深化的去民主化過程。他並舉台港為例說明:香港現在正從有競爭的威權變成絕對威權,對威權統治不滿的民怨往往以民粹主義的形式爆發,藉此成為抵擋威權、爭取民主的力量;台灣則是處於有選舉的民主政治深化為自由民主的階段,已無法從民粹主義獲得「政治紅利」,反倒必須為鞏固民主而對民粹主義有所警惕。
《民粹主義》書中第141頁圖表(圖片來源:左岸文化提供)
民粹主義之於民主或友或敵:它可以凝聚追求民主的民氣、可以推倒欺壓民眾的威權秩序;可是當民主制度必須確立自身的秩序,藉此保障個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可持續發展時,民粹主義又會出於對代議精英的懷疑而加以阻撓。由於民主政治一方面應許「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卻同時受制於代議制和官僚體系的局限,這種釀成「欲求不滿」的內部矛盾,使民粹主義必然會伴隨在民主政治的左右。亦因如此,「民粹主義乃民主政治的一部份,民粹不只是民主的鏡像,民粹主義就是民主政治的惡靈魂。」(頁186)
他在引述香港的案例時指出:中國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加強政治經濟層面對香港的干預,年輕世代主張必須確立與中國區隔的本土意識,但香港主流政黨對此後知後覺。香港年輕世代認為既有的民主運動和反對運動,因為中產背景和中國認同而漠視民意,淪為與北京政權和親中派同流合汙的「專業從政者」,於是有了「腐敗的中產菁英VS反中的真.香港人」的民粹反彈。雖然年輕世代對民主運動的批評未必公允,可是這種民粹反彈卻能夠指出香港的民主運動與反對運動,都必須改變那種對中國充滿善意期待的「民主回歸」論述,正是習近平時代黨國威權定於一尊的政治現實。
【星期五的主義們讀書會】 系列第三場讀書會現場照片(左岸文化提供)
民粹主義本身不是自足的意識形態,而是依附在不同「宿主」。在西方國家,民粹主義多與右翼的國家主義和種族主義有所關聯。而在拉丁美洲和南歐,則同時出現民粹的社會主義。不過自由主義、以及以社會民主為代表的西歐社會主義,卻始終未能適應民粹政治的興起。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個叱咤20世紀的政治意識形態,為何會在民粹主義的挑戰下顯得軟弱無力?
馬克思的「虛假意識」理論容易被社會主義者濫用,藉此肯定「為民做主」的先鋒黨理論(受列寧影響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都認為農民和無產階級到受困於資產階級形塑的意識形態,無法理解馬克思理論提出的願景,因此需要先交由共產黨先鋒去帶領,待他們受馬克思主義啟蒙後,方能成為有參政權的主體)。社會主義反對一切的不平等,包括權力上的不平等,但在共產世界成為主流的先鋒黨理論,卻完全違反政治平等的承諾,於是在蘇聯解體後,社會主義就因為共產主義的黑歷史而不被民眾所支持。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優勢倚賴經濟上的成功,但它本身卻無法在資本主義之外提出可行的經濟策略以對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樣在經濟衰退時社會主義就無以為繼。英國工黨於1997年在布萊爾帶領下執政,並採取社會學家紀登斯提倡的「第三條路」策略。然而在執行上,卻全面向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靠攏,積極推動外來投資:只是工黨政府將收益挹注在福利國家上,使民眾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大勢下,仍能得享社會福利的改善。可是其後的發展,卻說明這樣的策略只是飲鳩止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推展,加速英國去工業化,低薪的服務業成為就業市場的主流,使貧富懸殊日益惡化。隨著金融危機在2008年爆發,打破工黨左右逢源的如意算盤,反倒必須縮減先前提供的社會服務,於是在民眾眼中,工黨已變得「比柴契爾還柴契爾」!這種被背叛的感覺,使工黨在英國的選情長期沉痾不起!而西方其他的社會民主政黨,在面對全球化時也曾做過類似的抉擇,使好一部份支持者因而改投民粹政治的懷抱。
自由主義的問題是過於菁英主義,自由主義者相信人性可以止於至善,但正因他們寄望民眾能盡快走向「文明開化」,使他們對不符合其期望的民眾抱持家長主義心態。「從許多觀點來看,自由主義是一種菁英學說,迎合受過良好教育者,······自由主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家長式傾向──展現預期高尚的情操、對文明使命的自信,以及教育作為公民身分關鍵的過度強調。」以為群眾不懂,需要讀過書的人告訴他該怎麼做才對,往往只是知識分子的傲慢!
而在近幾十年,自由主義逐漸從政治意識形態轉型為學院內政治哲學家的思想探索,使其進一步脫離民眾的日常生活。「當我們閱讀當代政治哲學家時發現,他們所認同之不斷反思與評估生活選擇的繁重要求,其實只能來自智識分子的書桌。」
對於民粹主義的認識,除了這本簡潔的《民粹主義》,徐承恩還推薦尚塔爾.墨菲的《寫給左翼民粹主義》,雖然他不完全同意她的結論,但把其中具有啟發的內容跟大家分享:「將右翼民粹政黨歸類為『極右』或『新法西斯』,將其魅力歸因於民眾缺乏教育,這些處理方式對中間左翼勢力而言當然十分方便──如此便可輕而易舉地剝除右翼民粹接點的存在意義,不須承認中間左翼自己在此事上的責任。透過建立一條『道德』疆界,將『極端分子』排除於民主辯論之外,這些『良好民主派』相信如此就能阻止『非理性』的激情抬頭。這種妖魔化兩黨共識之『敵人』的策略,或能夠令人在道德層面上心感寬慰,但就政治層面而言卻是消極自弱的(disempowering)。」
「左翼民粹策略試圖在現有的自由—民主框架中,建構新的統識(hegemony)秩序·····它的目標是構築一種集體意識,建構能帶來新統識構型的『人民』。」墨菲強調,「恢復民主的統識鬥爭需要先從民族國家層面開始······必須首先在國族層面提出基進化民主的問題,建立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後民主效應的集體意志。」左翼民粹策略必須正視現存於國族(或地區)認同中的情感投入,「要為這些情動[情感的動員]提供出路······無法理解情動維度在認同過程中的重要性,正是他們無法掌握政治動力學的主因之一。」
建立人與人之間、人民與團體的情感連結非常重要。自由主義者通常被認為冷靜、缺乏情感,但從事政治則更像玩火,好的政治家要善用民眾的情緒,如同韋伯所說的,「從事政治的人,是在撩撥魔鬼的力量」。當民主已經被新自由主義侵蝕毀滅後,要邀請有感情的群眾投身,一起來爭取民主,沒有群體認同就沒有民主政治的功能。
最後,徐承恩提出他對民粹主義的幾點看法:
1. 民粹政治的崛起,是民主政治被蠶食後的病徵,卻不是造成民主退潮的罪魁禍首。就像發燒不是一種病,不能只靠退燒藥,須求診了解病因。因此要注意需求面的問題,而非只是攻擊個別民粹領袖:民主制度內的病灶不除,民粹領袖只會接踵而出。
2. 承認民粹乃民主政治無可避免的一部份:雖然民粹主義的政治方案,往往會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可是卻能有效地凸顯既有體制的「民主赤字」。民粹主義也許算是民主政治的陰暗面,但能夠學習與自己的陰暗面共存、並藉此省察既有民主政治和進步運動的不足,也是一種成熟的表現。
3. 進步人士在面臨民粹主義的攻擊,既不能短視地隨波逐流,也應該反省自身的遲鈍或偽善,以各種標籤藐視對手或推卸責任,反倒會助長民粹政治的聲勢。我們不需要向民粹攻擊屈服,卻有責任放下身段,查找體制內引發民粹的病灶。
最後,民粹政治帶來的啟示是:進步價值的推動,不能忽略民眾在情感層面和群體認同上的需求,進步價值終究都必須建基於民眾的能動性。進步人士應做的是激發民眾自發的潛能,不應抱著家長主義的心態「為民做主」。倘若我們要讓民主政治和進步運動,被民眾視為「吾等人民(we the people)」的一員,那麼就必須以參政權為基礎,把民主政治、進步運動和民眾整合成一個共生社群(commons),培養彼此的手足之情;而國族建構在這個過程中,乃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