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的主義們讀書會】 系列第四場：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現場活動照（圖片來源：左岸文化）
星期五的主義們讀書會來到最後一場，邀請到此系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譯者、也是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導讀。
梁文傑提到他1990年進大學時，共產黨已經搖搖欲墜了。前一年（1989）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同年柏林圍牆開放，1991年蘇聯就解體了！那時的想法是，蘇聯垮台證明了蘇聯那一套是行不通的。然而，三十年過去，現在碩果僅存的一些共產主義社會，像越南、古巴，或最大的中國，其實都看不出來共產主義有復興的可能。梁文傑也不覺得這些國家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共產主義的願景，或是有新的版本來取代。
這本《共產主義》對於理論的部分僅一筆帶過，反倒對共產體制在全球政治的實踐著墨較多，以解析共產政權的實質內涵。這套書是種科普讀物：如果你要念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這兩本書就是可以讓你很快掌握這個領域裡一些重要概念的書。
從社會主義到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
梁文傑首先提醒：這本書所講的共產主義，不是大寫的共產主義，而是特別指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歷史上只有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曾經統治過一些國家，執行過一些政策，所以在閱讀時，必須知道這指的是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
什麼是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何在？梁文傑先分析了原形社會主義理念所具有的三個特質：
1. 團結合作的平等主義社會
在《社會主義》這本書裡介紹了社會主義的理念可供參考，基本上，社會主義是一種平等主義的價值觀：儘管社會中的成員有能力、經濟、教育、階級等等差異，但社會看待其成員，都應確保每個人生存和發展的需求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尊重和照顧，也想要建立一個比較平等的社會。
2. 人類能夠互相合作的樂觀主義
其次，社會主義者通常對於人類能夠互相合作抱持著樂觀的態度，這種樂觀主義，基本上可見於所有的左派。如果你不信任人類可以相互合作，就不會是個左派，也可能對民主沒有信心，認為政治體制不可能是平等的。
3. 人類行動可以對世界做出重大改變
第三，社會主義者相信人類的行動可以對世界做出重大的改變。儘管人的命運、或每一個社會的命運，不是存在的就是有道理；但人類可以讓有道理的存在，實踐理想。
這三個特點是社會主義或一般的左派的基本精神。但在這個基本精神之外，再加上幾個元素，就會得到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
1. 唯物史觀與階級分析
馬克思把社會主義加上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這其實有一套複雜的分析，簡言之就是：物質生產跟跟技術的水平決定了一個社會的進步；從古至今，人類的一切社會都是階級社會，在不同的生產力階段和技術階段會有不同的主要階級對立。譬如農業時代，主要的階級對立就是地主跟當地工作的農奴、小農、佃農；資本主義時代，就是有產階級工廠主和無產階級工人對立。
2. 共產社會烏托邦的理想
馬克思對共產社會烏托邦的理想並沒有很多描述，但是他輕描淡寫的說法就足以讓很多人為之嚮往，而這種模糊的理想或理念也是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最大特質。
3. 革命、暴力與無產階級專政
最後就是革命、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這點馬克思有提到但不是很明確，而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把它理論化。
今天，一個人可以是個左派而不是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亦即沒有後面這三點）；但若對後三項有所堅持，那麼就是一個馬列主義者。所以當我們在討論共產主義或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還有沒有復興的希望時，我們要思考的是，到底還有多少人相信這三項東西？！接下來將詳述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特點。
馬克思對共產社會烏托邦的理想
馬克思對共產社會烏托邦的理想，在《哥達綱領批判》裡有段描述：「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人類社會成員因教育、體力、勞動能力之間的差異，在社會上就有不同的分工，也就是不同的身分與職業，社會的分工體系讓個體把職業跟身分固定在同一種狀態。但是馬克思認為，當生產力達到了高峰，腦力勞動、體力勞動的分別就不需要了，因為每一個人所要的東西都可以被社會充分滿足，社會所生產出來的已足夠每一個人所需，所以他最後一句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一般而言，我們的社會是按勞分配：你出多少勞動力，就可以拿多少回報；但按需分配卻是你需要多少就拿多少，而不管每個人勞動力的貢獻，這只有在生產完全發達、資源取之不盡的烏托邦才可能！即使按需分配違反每個人對公平的概念，但馬克思這一段話就吸引了無數的馬列主義者，他們也深信，共產主義終將達到這個境界。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裡寫的也類似：「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範疇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對於馬克思那個年代的人而言，分工讓一個人的發展窄化、固定化，但理想的人應該要像古代哲學家，什麼興趣都有、什麼領域都要涉獵、什麼活動都要參與，既要體格健壯又要心靈睿智。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的活動範圍不會被限定，而是可以在任何範疇發展，依據自己的興趣在各種職業身分間轉換，每一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從事自己想要的任何活動跟職業。
共產社會的烏托邦──階級、國家的消失
當所有的物質都像空氣一樣充裕的時候，當資本家或工人並沒有差別，所以沒有社會分工，階級就會消失，隨之國家也會消失。
恩格斯寫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話和馬克思相差無幾：「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着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按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因為有階級衝突，所以才需要有國家，由國家來管理階級，而且國家永遠是站在資本家這一邊；當階級衝突消失的時候，也就不需要國家、政府了！這個比先前講的社會主義的樂觀主義更樂觀，基本上已經是大家可以和睦合作，一起做決定，這個狀態就沒有政治，也沒有國家。
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但到列寧的時代又不同了。恩格斯和馬克思不是實際的政治領袖，列寧則是帶領政黨在俄國搞革命，他把馬克思恩格斯模糊的想法具體化。例如馬克思講過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講得更清楚：「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 ，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國家不可能等到物質發展充裕之後才改變，對列寧來講，人是要改變世界，而不是等著世界變美好；因此國家如果要消亡，只能夠通過暴力革命帶來的無產階級專政達成，那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
「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即一小撮富人對千百萬勞動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應該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這就是『消滅作為國家的國家』。」革命之後，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對其他階級要實行鎮壓式的專政，但無產階級工人眾多，要如何組成一個國家？或是作為行動者，由誰來帶領他？無產階級是一個很空泛的說法，列寧的實際作法就是──由共產黨來帶領，共產黨是一個先鋒黨，黨員都是最了解歷史，最了解馬克思主義，最瞭解經濟背後原理的一群人，由他們組成來帶領無產階級、執行無產階級專政。
「只有工人階級的政黨，即共產黨，才能團結、教育和組織成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的先鋒隊，也只有這個先鋒隊才能抵制這些群眾中不可避免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抵制無產階級中不可避免的種種行會狹隘性或行會偏見的傳統和惡習，並領導全體無產階級的一切聯合行動，也就是說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並且通過無產階級領導全體勞動群眾。」
結語──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在中國
釐清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的基本概念後，梁文傑回頭檢視中國的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明白寫著，這個國家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這也是鄧小平四個堅持裡最重要的一點。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是獨裁的，不可能容忍政黨競爭，除非中國重寫憲法；而有戈巴契夫的前車之鑑，中共更不可能下放權力。在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之下，中國只能是個專制的一黨專政國家，這樣的國家有可能讓共產主義的理想──平等主義的社會、不用分工的豐富生活、沒有階級劃分──在社會實現嗎？
梁文傑認為完全沒有機會，因為中國的貧富差距遠大於一般的政體，今天的中共某種意義上依然是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雖然他堅持了共產黨領導，但實際上並沒有往共產主義的理想方向推動，如果要消滅階級的差異、消滅貧富差距等等，中國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因此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共產主義國家。
即使中國共產黨還不斷地強調這些，例如前不久的二十大，「馬列主義」四個字在習近平的報告中出現了三四十次，這一方面顯示他很需要做理論的再詮釋，也需要把它作為門面式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但不會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真的想要往共產主義的理想走，現在講小康、富強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差很多，那只是一個民族主義的經濟發展目標而已。
2007–08年的金融危機後，很多人說共產主義要回來了，但十幾年過去了，共產主義似乎也沒有回來，反倒是民粹主義或者是一些右翼的力量更加興盛。梁文傑覺得，2008年那場運動更大的意義是對於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的不滿，但它遠不是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那是種一般意義的社會主義或左派的情懷。他認為馬列主義已經死亡，但馬克思在社會分析的方法，則已變成社會學裡面的常識。譬如說，兩百年前，我們對一個人的評價是他的宗教，但現在很自然地會討論出生背景、環境、父母教育水平對這個小孩子的影響等，這簡單講就是唯物史觀。馬克思很多的教導和理論性的著作，在當時算是很革命性的創新，但在一百五十年之後，它已成為我們看待社會運作的方式，而它作為一種烏托邦的理想或革命的理念，基本上是不可能再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