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推出台劇《模仿犯》,題材翻拍自日本推理作家宮部美幸同名暢銷小說,這部小說在日本銷售破三百萬冊,2001年出版前,1995年,在日本雜誌連載長達四年。誠品週末夜讀講座特地邀請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長冬陽,來談談這部膾炙人口的小說。
宮部美幸在日本,有「平成國民作家」的美譽,《模仿犯》更創下日本出版界史無前例的「六冠」榮耀,她的寫作範圍廣泛,獲獎無數,大致可歸類為推理小說、時代小說與奇幻小說三大類。她個頭嬌小,寫小說之餘,也喜歡打電動,據聞是因為身體健康出狀況,朋友便推薦她可以藉由電玩養病,電玩從此成為宮部美幸的喜好,甚至她的幾部作品還依據電玩的世界觀而創作。
提及「為什麼《模仿犯》成書二十年後,還是值得推薦一讀」,冬陽細數他和宮部美幸之間的緣份:
「2004年,我進入出版業,在臉譜出版社工作。當時身為這部書的改版責編,不只編過宮部美幸的重要作品,之後也有幸遇見宮部美幸,當時的契機是由於我代表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去日本拜訪她。」
《模仿犯》分成上下兩冊,頗有閱讀重量,冬陽憶及拿到書時,第一印象便是「好重」,「開個玩笑,不拆掉的話,它重到滿像是凶器,如果你要來犯罪的話」;每一版書封文案幾乎都會寫到這本書有四十三名出場角色、一千三百頁篇幅,作者耗費五年寫作心血,高達三百萬冊銷售紀錄,它的「重量」不只在於篇幅,而是:「書中角色壓在讀者心裡的重量及沉重感,讓你讀完之後不是太愉快,會放在心底的一塊角落。」
究竟什麼是「模仿犯」?誰在模仿誰?在這四十三個人物之中,故事的衝擊力很大,百轉千迴,讀者看得相當過癮。當故事裡的角色出場或表現出與案情相關的反應,讀者都會非常好奇案情的真相及起因,冬陽據以分析:
「犯人有被抓到嗎?正義有沒有被伸張?最後,行凶者是否得到合理處罰?被害者獲得平反了嗎?這一連串的問號,就是這一本書的魅力所在。
我第一次閱讀《模仿犯》是一方出版社(陳雨航與王德威、小野、吳念真共同創辦的出版社)的版本。一方出版社的版本分拆為四冊,日本則是五本文庫本;搜尋記憶,當時一方出版社每隔一個月出一本,買了第一本之後就後悔了,因為那就像是追劇,如果不是一次看完,相隔太久才出續集,真的會讓人心癢難耐。」
宮部美幸有「平成國民作家」的美譽,如果想要解答她為什麼會被戴上「國民作家」冠冕,必須從日本推理小說史上來推敲。在進入日本推理小說的世界前,冬陽將時間拉回至一百八十年前──愛倫坡轟動一時的《莫爾格街兇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有別於當時「哥德式風格」的小說寫作,冬陽強調「愛倫坡找到一個符合常理卻又出乎多數人甚至是大眾讀者的意料之外,透過偵探杜賓去推敲案情。敘事軌跡由名偵探去破解謎案,這種敘事手法仍然延續到現在,《模仿犯》便是在這樣一個發展的延長線上出現在日本。」
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落幕、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啟,人稱「日本推理小說之父」的江戶川亂步開始嶄露頭角。他博覽西方推理小說,透過閱讀外文版的推理小說,理解推理小說寫作技巧的來龍去脈,進而從模仿當中,嘗試寫出屬於日本的推理小說,推理小說從此在日本扎根、成長,「這是江戶川亂步被譽為日本推理小說之父的原因」,冬陽點出日本推理小說發展的重要時刻,「在江戶川亂步之後,「社會派推理作家」松本清張掀開日本戰後社會黑霧,他針對下山事件而寫的《日本的黑霧》,「不太像我們一般所理解的推理小說,而是講述日本戰後社會的詭譎變化,例如,國鐵總裁死亡直件指向戰後美軍佔領日本的謎案。」
松本清張寫出日本讀者關注的故事,以及日本人共同關切的社會議題。1957年是松本清張出道文壇的時間點,日本推理文學的時間軸進入全新時代,「日本從早期名偵探解謎的形式,承接至處理日本戰後社會、經濟及政治議題的寫實風格。」冬陽從這些日本推理小說作品中,察覺到:「如果當你凝視人性的殘缺與完整時,看不到殘缺的那部分,又怎麼會看到完整?倘若你看不到死亡的那部分,又怎麼會珍惜人生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當松本清張大肆批評日本社會的黑暗面,就會在看到犯罪時,意識到生活中值得保護與珍惜的層面。原來推理小說的價值並不在於揭瘡疤,而是用小說情節鋪陳的魅力,誘惑讀者一頁一頁往下讀。」
日本作家林真理子稱宮部美幸是「松本清張的女兒」,冬陽解釋他從日本推理小說發展源頭切入主題的原因:「所以,談《模仿犯》、談宮部美幸,就必須往前追溯松本清張,而松本清張為什麼會以推理小說的型代,書寫日本社會?就必須談到『推理小說之父』江戶川亂步,以及推理小說的源頭──愛倫坡。」
推理小說擺脫不了死亡陰影,宮部美幸是如何處理作品中的死亡?「她曾經說過,與其去談論她作品中的死亡,不如去看她小說當中所描述的角色;他們都跟她自己的出身很相像,都是日本社會階層裡的庶民。為什麼宮部美幸小說裡的警察比較親切?就像她的出道作品〈鄰人的犯罪〉(收錄於短篇小說集《鄰人的犯罪》),在於她講究鄰居之間的對話。宮部美幸的生活環境就像池井戶潤小說《下町火箭》裡的呈現。」冬陽指出東京下町是了解宮部美幸的蹊徑。
宮部美幸只有高中畢業文憑,從洋裁學校畢業後,參加講談社的小說寫作班,並且取得速記員資格,之後曾經從事過法律事務所職員、東京瓦斯催繳員。冬陽強調,這些庶務工作「讓宮部美幸接觸庶民生活,目睹人生各式各樣的悲喜,其中不乏亟欲想要力爭上游、愁煩下一餐不知在何處的苦悶市井人生。可以這麼說,她將這段人生經驗轉化為日後寫作的養分。」歷數宮部美幸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
「她所有的作品,基本上都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總體狀態。宮部美幸一開始寫作,就從社會觀察的角度,承接松本清張的精神。」
人性善或惡?他們人生中的遭遇是迫使他們成為冷血兇手的原因嗎?(示意圖:Image via Shutterstock.com)
宮部美幸在下町平凡家庭長大成人,她所處時代銜接日本社會經濟高度成長、銜松本清張的時代,「我們讀者透過《模仿犯》,便可以從她的生活視角,窺見她的時代背景。」冬陽指出宮部美幸作品的根源:
「當你看到《模仿犯》裡的血腥暴力,都會暗自鬆一口氣:還好這是虛構的小說。你會慶幸這些可怕的事情沒有真的發生在你周遭的生活。」
宮部美幸寫到「一般人」的角色時,她特別著重在兩個年齡層上──老人和小孩:
「你經常看到宮部美幸在形塑她筆下人物時,暗自散發出來的那種溫暖。我喜歡讀宮部美幸的作品,也是在於即使小說情節再怎麼黑暗,結局還是給人充滿希望的一道光。可能對某些人來說,這道光是可以抓住的救贖,也許稀微,卻讓你有機會,能從中找到走出這片黑暗的路徑。」
冬陽談他自己閱讀宮部美幸作品的感受,尤其是當宮部美幸透過許多角色來形塑這個世界,這種感受變得更深刻,「如同我們讀《模仿犯》,宮部美幸透過四十三個角色,揭露犯罪事件的真相」,案件梗概如書封文案所述:
「清晨蹓狗散步的少年,在公園的垃圾箱裡發現一隻女性的右手腕,震驚全日本的犯罪新聞由此引爆。外孫女被擄失蹤的老人、逃家女高中生的母親,都害怕自己的至親就是那隻手腕的主人。警署成立了特別搜查總部,關注連續失蹤事件的記者也加入採訪戰,發現了一個個慘遭毒手的年輕女性,而歹徒對她們的施暴與殺戮不是出於常人能夠想像的任何動機,被害者和她們的家人從來不認識凶手,也始終不了解自己為什麼會被選中、在無端的惡意之下飽受折磨。」
宮部美幸很早就向讀者公開兇手的故事,她給兇者一個代稱,只是沒有明確說出他是誰;每當她描述兇手,便提供讀者看推理小說的趣味──從這些描述中,瞄準能走向真相的連結點,然後去拼湊出『誰是兇手』,並且在錯綜複雜的角色關係中,得了作者的暗示──犯人可能不只一個,他身邊的人也許是共犯?
「宮部美幸進入犯罪者的內心世界,深入角色的行動脈絡,描述犯罪者的心理特徵,」冬陽感嘆:「當她描述這一切的時候,身為讀者,只有束手無策的恐怖感受。當你跟著宮部美幸的描寫,漸漸理解犯罪者的心理狀態時,宮部美幸其實是揪著我們讀者的心,旁觀兇手犯罪前的行動,在謎團未解之前,帶著緊張又憤怒的不安心情,去問說:這些人怎麼會變成這樣的怪物?他們人生中的遭遇是迫使他們成為冷血兇手的原因嗎?」
「這二十年來,《模仿犯》同名日劇及電影相繼推出,2023台劇《模仿犯》在Netflix開播後,觀眾可以繼續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宮部美幸的小說。」不過,冬陽認為,「台劇可能無法拍攝出小說內容,也不應該拍攝出小說內容。」原因在於:
「當我閱讀推理小說的時候,一定會非常重視『年代』這項因素。《模仿犯》出版於2001年,當時社會環境的氛圍如何、怎麼重現二十年前的命案現場?都是台灣劇組沒有辦如實拍攝出宮部美幸《模仿犯》的緣由。故事必須轉化成為台灣社會背景底下的情節,因為看劇的人是台灣觀眾。宮部美幸可不是要寫一本讓台灣觀眾讀得懂的小說。」
「唯有人性,放諸四海皆準。談到『人性的殘缺和完整』,絕對不會只有兇手人性上有殘缺,每個人都有缺失的那一塊,不是由於人格變態而殘缺,可能是肉體及生命的殘缺──無法再為自己說話的被害人。受害者的家人從此心理也有殘缺。」
冬陽從小說所映照出來的人性切入,人性善惡在小說中無所遁形,「即使是犯罪事件的發現者,媒體追蹤事件時,他的過去全都被挖掘出來,赤裸裸攤開在聚光燈底下;原來,他也是有故事的人。一旦想要埋藏的過往曝光在大眾面前,他該如何自處?」宮部美幸在虛構中寫實,「只要是有名有姓的角色,你會覺得透過宮部美幸的描述,你認識他們,這些角色似乎就活在你的真實生活裡,很像你認識的某個人,或是類似於你曾經在報章新聞讀過的故事。你看著這些人的人生改變了,開始關係他們以後的人生將如何,似乎你自己的人生也在改變之中。當你看到小說角色的人生有所殘缺,似乎也意識到自己隱藏起來不說的那一面也全都被撩撥起來。」
讀小說的樂趣在於,「小說提供一個在真實世界不存在的結局,我曾在編輯《模仿犯》其中一個改版時,套用一句話來映證。」冬陽緩慢、仔細地唸出那句打動人心的話:
「真相不管丟到多遠,最後都會找到路回家。」
冬陽笑著說,作者如果沒有提供那條走回到的路,讀者看到最後,鐵定會憤而摔書,「因為你會覺得作者怎麼講了一個虎頭蛇尾的故事。在故事裡,作家會提供一盞燈、一道光,引領你離開你所不想承受的此時此刻,可能的希望。」
「當我們隨著推理小說的進展,被捲入層層疊疊架構起來的情境裡,讀者不再是局外人,小說替代了我們可能欠缺而且不希望有過的經驗,它擴充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理解什麼是犯罪。」
高明的小說像是一面鏡子,反映閱讀者在不同階段、不同身分甚至身處不同國度時的自己;冬陽解釋:「有一些書,年輕時讀、學生時代讀,或是成為家長的時候讀,受到經濟狀況、生活狀況的轉變,情境不同,不同時段閱讀的感受都不會完全一樣。」
講座最後,切回到主題──「人性的殘缺與完整」,冬陽認為:「重要的是,透過宮部美幸《模仿犯》,如何再用『人性』二字去映照自己本身,去定義自己的人生及閱讀經歷;在那一段與宮部美幸《模仿犯》共處的閱讀旅程,其實,你不只看到作家想要呈現的故事,你更看到了閱讀本書時那與平日不同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