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八屆五中全會開幕(1962年,11月12日;圖片來源:國史館)
自從蔣家後人將蔣介石日記托存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西方史學界開始運用這筆珍貴的史料,許多與蔣氏相關的研究論著紛紛出現,蔣的歷史定位也有回升的趨勢,從原本「失去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貪汙無能、愚蠢殘暴的獨裁者,到認為蔣氏是有先見之明的反共政治領袖、一心使中國富強(並在台灣實現)的革命志士。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所著、梁思文(Steven I. Levine)英譯的《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Victorious in Defe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ang Kai-shek, China, 1887-1975)是對蔣重新評定的最新傳記之一。在潘佐夫看來,蔣介石確實犯過許多錯,也有一些罪行,人們可以從很多方面批判他,但他有他的時代和社會背景。蔣氏的一生都在戰鬥,先是推翻滿清、接著打倒軍閥、完成統一,領導國家對抗日本侵略,百折不撓,最後敗於共產黨之手。他「將永遠作為偉大的國民革命者留在中國和台灣的歷史中。(頁四九八至四九九)」
本書標榜的特色更在於作者潘佐夫教授運用了大量的蘇聯檔案,其中包括蘇聯內部對於蔣本人及其僚友、政敵所做的政治檔案。所以簡單來說,除了中文原始資料(如蔣日記)與西方研究論著之外,潘佐夫《蔣介石》更提供了不少來自蘇聯方面的視角,為中國革命的重要參與者──蘇聯──補足了之前英文、中文論著裡「蘇聯說法」的空白。
這裡舉兩個例子:其一,二次大戰後期,美國為使蘇聯對日本作戰,不惜犧牲盟友中華民國,簽訂《雅爾達密約》,約定由蘇聯取得中國東北的大連、旅順兩個港口、中國長春鐵路的控制權,並且促成外蒙古獨立。中方直到近三個月後才從美方處得知《雅爾達密約》美蘇私相授受的內容。為謀求補救,國民政府派出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赴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希望藉由在外蒙和利權的忍痛讓步,換取蘇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尊重,以及不支持中共的保證。
條約談判的過程十分艱辛,蘇方因為早已取得美國的承諾,態度強硬,蔣介石派出居留俄國十多年的長子蔣經國隨行。據蔣經國的記載,在談判遭遇困難時,他曾以蔣委員長私人代表身分晉見蘇聯領導人史大林(Joseph Stalin),他力爭之處,在於中國不能明白表示「割讓」外蒙古:
你應當該了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蔣經國,《我的父親》,引自國史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
據小蔣的記載,史大林很直接地回復:「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又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祇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在蔣經國的記述中,史大林是一副馬基維利現實主義者「拳頭硬的人說話」的模樣;但是,潘佐夫卻從蘇聯檔案紀錄中找出了故事的另一個版本:
蔣經國抵達莫斯科之後,史大林見了他兩次,分別是一百分鐘和九十分鐘。小蔣抵達前,史大林下達指示,是以私人身分見他,「經國抵達的機場,不可裝飾以中蘇兩國國旗,沒有仗儀隊,不唱國歌,迎接他的人不得穿著閱兵禮服。」檔案中甚至註明史大林自掏腰包,將蔣經國「像遊客一樣」安置在國家酒店套房裡。待到兩人會談,史大林滿嘴跑火車,竟然表示「他對中國的情況知之甚少,對中國共產黨則幾乎一無所知。他甚至問經國中國是不是共和國,假裝不知道中共想要什麼。」與蔣的回憶大相逕庭(頁四○九至四一○)。
其二,國府撤退來台之後,雖然高喊「反共抗俄」,卻曾與蘇聯在檯面下暗地接觸。一九六八年十月,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間諜路易斯(Витал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уи)以英國《晚報》記者身分為掩護抵達台灣訪問。他的到來係經蔣介石親自批准,並指示由蔣經國負責與他的談話。路易斯很直接明白的告訴小蔣:莫斯科已與中共翻臉,將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對於他的這番話,蔣雖然不敢輕易相信,但仍指示蔣經國繼續與路易斯接觸。這條秘密管道到了一九七○年才斷掉。
潘佐夫告訴讀者,蘇聯高層在與台灣建立反毛聯盟一事上意見分歧。政治局中只有兩名常委支持與蔣介石結盟。當時的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對此沒有做出任何決定,最終蔣對蘇聯失去興趣,下令終止會談(頁四八六至四八七)。
翻譯西方的中國近代史論著,還原中文史料引文是一大挑戰,也是無法迴避的任務。而譯者藉由回查原典、還原作者徵引的日記、檔案原文,也能夠看出作者解讀文獻的功力。
潘佐夫《蔣介石》引用大量蔣氏日記,譯者楊淑娟在還原蔣日記原文方面可看出費了很大的努力。舉例來說,一九三一年,共產國際在上海的特工聯絡負責人牛蘭(Hilaire Noulens)夫婦在上海被捕,共產國際指示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向蔣介石提出,以滯俄未歸的蔣經國交換釋放牛蘭夫婦,為蔣氏所拒絕。但蔣的內心其實極為痛苦掙扎,潘佐夫引用蔣氏日記:「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余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此生則幾矣。」(頁一九九)日記原文裡蘊含的情感,不是翻譯所能取代的。
可惜的是,《蔣介石》一書有多處引用蔣日記未能還原。如頁三二五:「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顯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不能再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書中註釋標明為一九四○年一月四日的蔣日記。但是,查對蔣氏日記,原文為「俄國外交離合無常,接濟希望可斷矣。」不但文意與翻譯稍有不同,出處是蔣氏日記的「一月反省錄」,作者引用有誤。
如果譯者因為未能找到蔣日記原文,而沒有揪出作者在標註史料來源時日期有誤,接下來這個例子則更是遺憾,因為譯者錯失了更正、補足作者誤讀蔣日記的機會。頁三二○:「蔣介石也同樣苦惱。一九四○年九月初,他在日記中寫道:『我需要給史達林打個電報,問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既沒有答覆潘友新大使和主要顧問轉交的電報,也沒有答覆邵大使轉交的信。他收到了嗎?讀過了嗎?我深刻地思考中蘇關係,目前是否可能獲得物資援助?)」
譯者沒能還原蔣氏日記。核對蔣介石日記原文,這條記載出現在一九四○年九月四日:
預定:四、電詢史大林究竟「前托潘大使與總顧問代轉之電,及托邵大使代交手書,未知有否接閱,未得覆電,念甚。中蘇兩國關係決不在一時物資接濟之有無,而在精神密切之合作,甚望有以明教之。最近總顧問意見,多與中國實際情形不合,為兩國增進國交、以謀密切合作計,望另派足下深知與中國革命有益者來華替換,未獲知音,不知何如,盼覆。」
從上述引文可知,蔣在日記裡草擬一通致史大林的電報稿,後面說「最近總顧問意見,多與中國實際情形不合」,希望能更換總顧問,才是全文重點所在,但作者顯然沒有注意到。按這位被蔣認為與中國實際情形不合的總顧問應是福爾根(Кузьма́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ча́нов),後來他於一九四○年底離任,接替者就是赫赫有名的崔可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Чуйков)元帥。崔可夫於一九二六年時就曾到過中國,能說漢語,一九二七年派赴北伐的國民革命軍中擔任軍事顧問,與國軍淵源頗深。是否蔣氏這通電報對史大林起了作用,願意調回福爾根?還是別有原因?抗戰初期蘇聯大量軍援中國,蘇聯飛行員更來華助戰,史大林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抗戰後期,美軍高層認為蔣介石只顧囤積軍火打內戰,保留實力不抗日,也曾援華的蘇聯為何沒有類似的指責?上述這些問題,不正是以蘇聯檔案為標榜的本書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嗎?可惜的是,作者未能在這裡多加著墨。
還原西方中國史著作中的原文史料,是相當吃力不討好、且報酬與努力極不成比例的工作。我在翻譯時就曾遇過作者引用蔣介石一句反英的日記文句,但是沒有標註年份,我費了半天的功夫比對、查找,好不容易才找出蔣氏早年日記裡那十幾個字的原句,換算成稿費,還不夠買一份報紙!但是,努力還原每一處史料,並核對作者的解讀是否精確,從而使中譯版的價值更勝過英文原版,是譯者永遠要嘗試挑戰的目標。這條崎嶇的翻譯之路,我們仍然要掙扎奮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