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經出版社全套29冊精裝版《余英時文集》。（聯經出版，2023年4月）

在結束一整天的線上課程「給所有人的中國史」錄音後，聯經出版的涂豐恩總編輯到達誠品書店的週末夜講堂，談他從學術、媒體走向出版的心得，以及聯經出版社自2021年余英時先生辭世即展開的出版計畫──《余英時文集》。

學術、媒體到出版的路

身為網路媒體「故事」的創辦人，涂豐恩自稱是一位「資淺」的出版人：「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做一位學生。」從台大歷史系到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班，原先他設定自己會一直在學院做研究工作，但在偶然機緣下創辦新媒體「故事」之後，才開始走上這條「不學術」的道路，並在兩年前接任聯經出版總編輯一職。

身為出版人，涂豐恩帶著對出版業的困惑，摸索與學習，也開始思考現今「出版業」未來的方向。「書可能只是各式各樣不同的媒介之一，我們希望透過很多不同的形式、媒介結合在一起，把我們想要傳遞的資訊傳遞出去。」在新的時代，出版社也透過聲音、影像及更多元的數位嘗試，去開創不同於傳統出版的局面，聯經正在著手準備的「給所有人的中國史」線上課程就是其中一種，希望能夠將書本轉化成影像，跟更多的讀者、觀眾溝通。

書講堂現場，聯經出版總編輯涂豐恩講述「余英時文集」出版計畫。

「聯經已經48歲了，這麼多年來很關注的一個領域，就是中國歷史。」聯經的出版物當中，有許多通俗的、學術的中國歷史領域圖書，涂豐恩提到他剛到聯經出版社，簽下的再版通知當中，有許多都是他學生時期就已經非常經典的歷史學術著作，不論是林滿紅的《茶、糖、樟腦業與台灣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還是張光直的《中國青銅時代》等等，這些經典學術著作經歷了2、30年的時光淘洗而彌新。由此可見，中國歷史這個聯經長期以來深入經營的主題，還是有許多人持續在關注及研究，而線上課程「給所有人的中國史」，就是涂豐恩總編擔任導讀者，與大眾分享中國歷史知識的一套課程，更是聯經在出版發展的另一種嘗試。

思想的傳薪者──余英時文集出版計劃

除了更多元、不同媒材的嘗試之外，聯經在2022年最重要的出版計畫，就是「余英時文集」這套28種29冊450萬字的作品。

在2021年初，聯經的發行人林載爵注意到哥倫比雅大學出版了兩冊余英時英文單篇論文集結的著作，雖然余英時大部分的英文論文都已經翻譯成中文出版，甚至聯經也翻譯出版過《人文與理性的中國》這本作品，但經過總編涂豐恩的確認，發現這套新的出版物當中，還有尚未翻譯成中文的篇章，正是這個開端，才讓聯經開始著手尋找2010年後余英時的英文作品，並試圖將他晚年的作品集結成冊，卻也在這套文集編譯的期間，余英時先生遺憾的離世。

余英時於2021年8月1號逝世，他生前留下了非常大量的文字及出版品，其中也包含了聯經出版的12本著作。2021年的9月4日、5日，聯經為紀念並回顧余英時的學術建樹及其思想精神，舉辦了為期兩天的紀念論壇線上講座，並邀請了余英時的學生和友人參與，這個十分受到矚目的線上論壇幾乎每個場次都爆滿，可見余英時對華文世界的影響力，也成為聯經決心推出「余英時文集」出版計劃的契機，在其中的《余英時書信選》當中，更是紀錄了聯經與余英時書信往返，將這套文集交付給聯經出版的內容。

說起這套余英時文集的編撰過程，聯經內部以《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當中收錄的余英時著作目錄，一一核對現行的的出版書目，這才發現還有許多的文章並沒被集結成書，除了聯經原本就已經出版的12本外，新出版的余英時文集又另外收錄了16種 17冊的作品，而這套文集，甚至還不是他所有作品的全集，可以想見余英時一生的創作量是多麽豐沛。

從堯到毛，多面向的余英時先生

出版文集後，有許多人在詢問這麼一大套「余英時文集」（參閱聯經出版《余英時文集》網頁介紹：https://www.linkingbooks.com.tw/LNB/top/2022/yu/index.html），是否能夠有一個概念或是思想一以貫之？但涂豐恩提到，這麼一大套書，其實很難化約成一句話，「余先生的著作，是從堯寫到毛啊！」余英時一生的著作橫貫中國歷史兩千年，從中國上古到現代20世紀的各式議題都有涉略，也都各有其「專精」且具「突破性」的觀點。「因為他覺得所謂的中國歷史、中國思想並不是同質性、單一的」涂豐恩提到，余英時所感興趣的，正是在中國思想的轉折點上的變化，而這也正造就他的文集無法被一句簡單的話所含括的原因。涂豐恩更進一步強調「余英時文集」要凸顯的，正是余先生這輩子著作之豐富、議題之廣度，以及他本人具有多面向的特點。

提及余英時，所有人都會認為他是一位非常傑出的中國歷史學者，但這套文集更是呈現了他除了「歷史學者」以外的面相。涂豐恩認為余英時主要的面相還有另外兩個，其中之一就是余先生作為一個「知識人」的身份。有別於大眾對讀書人以「知識份子」來稱呼，余英時強調他更傾向於使用「知識人」這個詞彙，這一稱號代表了一個知識份子除了讀書、研究以外，更包含了對社會、政治及時事的關心，而他的文集也確實顯現出這個特點，對於台灣、香港乃至於華人世界的各種變化，余英時都十分關心，作為一個堅定的反共份子，在未來即將出版的時論當中，更可以看出他對共產主義尖銳的批評。

除此之外，聯經的這套文集當中還收錄了余英時年輕時的文字。當年余英時在中國讀書，又輾轉得以前往香港，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他搭著火車前往香港的過程：「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香港這個相對自由的環境，為余英時帶來了非常重要的意義，除了得以跟錢穆學習外，也建立了他對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堅持與追求。

思想的戰爭

在這套文集當中，我們可以看見20多歲的余英時的思索，其中《民主制度之發展》《到思維之路》、《民主革命論》、《自由與平等之間》、《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文明論衡》、《香港時代文集》等幾本書，呈現了余英時1950年代在香港生活期間的思想變化，青年時期的余英時就深刻的體認到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反共的重要性，以及極權主義的可怕，字裡行間掩不住年輕的銳氣，直言西方民主的發展，也大膽的對共產主義進行批評。涂豐恩也提到，在閱讀余英時青年期的作品時，余先生有一個用字讓他印象深刻：「Indoctrination」，余先生認為共產跟極權主義最可怕的點不在於限制自由，而在於教條式的侵入、控制思想，從青年的余英時開始閱讀，能看出他對於自由民主橫跨70多年來的堅持，以及他從始而終的「思想的戰爭」。

中央大學李孝悌教授在紀念研討會上，曾經使用「搏鬥」這個詞來描述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當中的思辨，這本書實是余英時思考資本主義精神是否能夠出現在中國，卻同時又想要回應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當中，認為資本主義源自於新教發展的觀點。以這樣一種思想上「搏鬥」的形容，回看20幾歲的余英時，《到思維之路》之中他描述自己身處激烈的思想戰爭當中，同時也鼓勵同輩的青年不被外界思想牽引，可以成為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聯經與余英時

涂豐恩提到，余英時晚年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主要的因素就是地處偏靜的普林斯頓大學能夠讓余英時安靜的進行研究，雖然如此，但涂豐恩在哈佛的期間，依舊聽聞許多訪問學人特地南下拜訪余英時，並受到他非常慷慨切溫暖的招待。在《余英時書信選》當中，可以看到他在學思外，十分照顧人的人格特質，其中收錄余英時與聯經的創辦人劉國瑞先生密切往來的書信，紀錄了一位文化人跟一位學者，或說是一位編輯跟一位作者長久以來的情誼。

談到余英時先生與聯經的情誼，涂豐恩說起書中記載的兩件往事，當年聯經要出版《胡適全集》和另一本《顧頡剛日記》，兩本書都邀請余英時寫一篇序，但余英時下筆不能自已，竟從單篇的序文寫成了一本書的份量，這對編輯來說既驚喜又感激，余英時將兩本書都交給聯經出版，甚至還不願意收下聯經的版稅，出版社最終只能將版稅捐出，由此可見余英時的慷慨和氣魄。

整套文集可以看出余英時的三種不同面向，讀者可以看到身為一位學者、一位知識人以及一位溫暖的朋友及長者，動人且豐富的一生過程。

從一位網路人到一位出版人

出版（publish）這個詞彙，是一個將單一觀念更為擴大化的概念，聯經近年跨媒介、跨領域的嘗試，對涂豐恩來說都是新型態出版的一環，但是回到書籍出版的領域，讀者對於書籍的期待與網路閱讀會是完全不同的。「書作為書，到底意義在哪裡？」就算現今的出版面臨不同挑戰，但是書籍的特性就是能夠聚焦一個核心，在這樣有限的範圍內，才能夠提煉出知識最精華的內容。

「在這個時代，我們怎麼跟讀者去溝通這樣的一套作品？」當我們閱讀20多歲的余英時提筆寫下的文字，竟然發現在70年後仍然帶給人們共鳴與啟發，這或許就是書籍出版最具有價值的部分，「書」具有能夠讓知識歷久彌新的穩定力量，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出版還會繼續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