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via shutterstock

談到《大清帝國的衰亡》（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這本書的寫作，據說曾有一段傳奇故事：作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人在希臘濱海的一座小島上。當時還是一九七○年代初，電腦、手機、電子郵件、平板等一切都還沒出現，魏斐德帶著手稿和若干參考材料，席地坐在小島一處景觀絕佳的斷崖草原上，迎著晚風夕陽，構思著新的篇章。寫好的初稿，他隨手擱在一旁；怎知島上居民放牧的羊群，就這樣將他的手稿和參考資料啃食一空！無奈之餘，魏氏只好憑腦海中的印象，當即在希臘重寫。這則「傳奇」突顯出魏斐德既浪漫，又博學強記的兩大特質，而全都反映在《大清帝國的衰亡》這部書之中。

魏斐德於一九三七年出生在美國堪薩斯州，父親是小說家，母親是地方大族千金，魏斐德自小周遊歐美各國，及長進入哈佛大學，起初主修法文及歐洲史，後來踏入東亞史的領域，二十八歲便當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最年輕的助理教授。二十世紀後半，美國有三位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學術成就備受推崇，被譽為「中國史三傑」（Trio of U.S. China Historians）──按出生年先後，分別是孔飛力（Philip Kuhn）、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以及本文主角魏斐德。這三位大師，文風各有千秋：孔飛力惜墨如金，每有著作，必成厚重經典；史景遷則為文汪洋宏肆，從胡若望的疑問到知識份子的天安門，常止於所不可不止；魏斐德的文字則介於上述兩位大師之間，既有如小說情節的描述，又有長時間、大格局的分析論斷。魏氏於二○○六年謝世，上個世紀的「中國史三傑」，只剩史景遷還在世間了。

《大清帝國的衰亡》的寫作意圖，是希望作為美國大專院校開設「近代中國史」（Modern China）課程時選採的教材。而這本篇幅不長的專著確實也達成深入淺出、優雅流暢的介紹晚清至民國初期歷史的使命。

本書開宗明義就表明立場：西方入侵前的中國歷史，絕不是停滯不變的。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固然對中國帶來刺激，然而中國本身正在發展、進行中的各股社會力量，才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清廷傾覆、帝制結束的主要因素。戰後美國歷史學者，對於十九世紀中國史的詮釋，最早時是「衝擊－回應」模式，即老大顢頇的中國，是在歐洲列強的挑戰之下，才作出各項回應。近年來則有新的「中國中心說」興起，關切的重點從政治、外交史轉往社會、文化史層面，強調一切歷史進展的動力，都來自於中國內部。魏斐德的立場，恰好處在這兩說之間：他既反對中國歷史是靠西方帝國主義推進的說法，同時也把晚清變局的內部根源，放在世界視野之下來討論。

魏斐德這本書，謀篇沉穩，筆調徐徐開展，氣魄雄渾。前三章分別討論農民、仕紳、商人的社會角色變化，從悠遠長久的歷史說起，文氣舒緩，層次推進，好像是從高空之中俯瞰全局，又像是交響樂裡的漸次分明的行板（andante）主題。第四章講到中國的興衰治亂，以及明朝的覆亡，主題若隱若現的浮現。五、六兩章，則將讀者的眼光引到白山黑水中、看滿洲的興起，以及康雍乾盛世、光輝燦爛表相之中的社會隱憂，正說明了縱使西力東漸，中國歷史自有推動變化演進的力量。第七章，魏斐德筆鋒一轉，把鏡頭拉到十六世紀的歐洲，從葡萄牙人的商業冒險談起，一直講到英國商人在亞洲的海上霸權，把茶葉為什麼成為英國人心心念念要打開中國貿易市場、發動鴉片戰爭的主要誘因，又為什麼找到鴉片來逆轉白銀的流動趨勢，描述得絲絲入扣。

從第八章起，全書的敘事節奏逐漸加快，主題也反覆出現。洪秀全等人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首次將中國社會內部不安的因素，和西方帶來的影響結合在一起，從此這個纏結，再也難以解開。另一方面，為了抵御太平天國的節節進逼，朝廷不得不授權地方辦理團練武力。這個舉動卻使得上層仕紳和他們在地方事務上的代理人緊密合作、形成聯盟。在地方社會上層，這些有舉人、進士功名的仕紳，因為有衙門胥吏、「稅棧」士民為他們經營鄉間事務，得以騰出手來、全心投入各省的政治、經濟事業。這就導致了他們的分流：上層仕紳與農村脫鉤、成為立憲運動的領導階層，而下層的租稅代理人則魚肉鄉里、把持地方財稅，又不負政治責任，淪為土豪劣紳。基層農民苦難無處宣洩，滿腔怨憤傾注在排外運動的騷亂當中，演變成朝廷背後支持的義和拳亂。而各省興辦的地方自強事業、脫胎自團練的新軍武力，配合上晚清的激進思潮（無論是立憲或是革命，也同樣是清末改革促成的菁英意識），共同構成了辛亥年的這場轟然巨變。

究竟武昌起義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佈局已久的革命行動，還是各項社會因素激起、無名小卒領導的意外暴動，卻成了壓死清廷這匹大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魏斐德申論道：在晚清變局當中，孫文領導的革命只能算是其中一個因素，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國帝制的結束，實際上乃是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動力交織共同形成的激昂樂章。全書之末，以袁世凱稱帝失敗作結，魏斐德在最後，並沒有明確的點出天命攸歸，看來「革命尚未成功」，而象徵統治正當性的「天命」則還有待各方勢力努力爭取。本書成書距今已快要半個世紀，儘管若干史事詮釋（比如慈禧太后挪用海軍經費修造頤和園一事，如今已證明並非史實）在新史料出現下頗有修正的空間，但全書分析帝制之所以一去不復返的論旨仍舊力透紙背，這也是好的歷史書能流傳久遠的證明。中文譯本固然對英文當中少許的誤植加以更正、補充，卻也有若干錯譯之處，這是譯者的責任，希望將來再版時有機會修正。

而《大清帝國的衰亡》這本書於我個人來說，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它是我生命裡黑暗時期指引方向的微光。

當時我從剛美國回台灣，博士學業因為獎學金被停戛然中止，之前對人生的設想，全成夢幻泡影，生命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黑暗之中。讀史何為？人生何往？眼前已然無路。所幸，政大碩班同學小歐（也是知名作家了）在出版社任編輯，她給了這部授權將屆的書稿，問我能不能接手試翻。

我本是為了研讀近代中國史而負笈美國，但三年以來只能修到歐洲史、美國史，如同在客場作戰，被對方王牌封鎖，一籌莫展，更兼著懷疑自己。於是翻譯這本講述中國帝制衰亡原因的名著，就成了我重尋自我定位、重新找尋自我價值的旅程。我用了五星期時間，翻完了這部十餘萬字的作品。當初魏斐德在希臘小島斷崖上迎風寫就的作品，我是在台北市松江路的咖啡館裡，從開門到打烊，一字字敲打著鍵盤翻成中文。我永遠記得每一段每一行由英文翻成中文時，內心彷彿走過漫漫長夜的釋然與感動。

因為那是生命黑暗時期指引方向的微光。星光微微，而我已找到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