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秋收──訪梁實秋先生.談讀書寫作生活(《書評書目》第22期,1975年2月)

2023-10-20  胡有瑞 

圖片來源:正中書局

 

【編輯前言】 即使往事如煙,仍然值得我們重新回味。書評書目TAIWAN REVIEW of Books編輯室精選《書評書目》精采專訪,重現那些年的斯人風采。
本篇文章摘自1975年2月號《書評書目》雜誌所刊登的〈春耕秋收──訪梁實秋先生.談讀書寫作生活〉(胡有瑞撰寫)。

 

讀書有計畫,不隨波逐流

「讀你該讀而尚未讀的書。」

那天,與梁實秋教授談讀書時,他一再重覆地說著這句話。

他說:「讀書需要紀律,而不是興趣。」

一向幽默,談吐隨和的梁教授,談起了讀書,他就收起了輕鬆,放出了嚴肅。

他說:「學而不思則殆。讀書貴專精,專精才能有見地。讀書亦貴博廣,博廣才能有透視。」

「常常,我讀了三天的書,才能寫出一、二百字」;就因為他要讀遍英國文學史上的佳著,於是,就整天埋首在書堆中。

他說:「我現在才深深地體會到『困而後學』和『學然後知不足』的道理。」

由這番經驗的獲得,梁教授回憶起以往讀書歲月中,因隨興致而讀書,可真浪費了不少氣力。

他說:「我作學生的時候,不喜歡讀教師指定的書,喜歡讀自己覺得有興趣的書,以及風行一時的時髦作品。例如:某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便急忙搜求他的作品來讀。某人正逢多少年的誕辰紀念,我便到圖書館翻閱他的傳略及作品。還有富於刺激性的,如抒情的,革命的,震世駭俗的,都覺得有趣。至於老師指定閱讀的典籍,我往往不屑一顧。所謂禁書,更是我千方百計要讀的東西。

「我讀書速度很快,數量亦多,接觸面頗廣,沾沾自喜,自以為博覽群籍,腹笥不儉,實則讀書漫無目標,隨興之所至,淺嚐輒止,虛耗光陰。

「到了應該學以致用的時候,才矍然警覺,自己的學識基礎薄弱,當初老師指定閱讀的書才是最有用的基本知識的寶庫。大好時光已經浪費,只好急起直追,儘量惡補。」

梁教授說,直到三十歲開始,他才決定發憤向學。「此後讀書比較有計劃,不再任性,不再隨波逐流。」

「我研究的是英國文學,教書是我的職業,我發現自己所知太少,實在不能勝任教學的重責。英國文學浩如煙海,而第一流作家的代表作品有許多部我是茫然無知,第二流、第三流作家的作品就更不必論。我這一驚非同小可,於是我為自己訂下了功課表,按部就班的一部書一部書的讀下去,至今未輟,可憐早已離開師門,無從問疑,而同道的朋友又少,難收切磋之益,獨自在典籍之中摸索前進。」

 

讀書有方法:精讀與略讀

以科學的方式盡掇文學的精英。

他說:「自從知道發憤讀書之後,深知人生短暫而知識無窮,無可奈何之中侷限自己的讀書範圍於某一時代,某些作家。有些書宜全部精讀,有些書宜分別略讀,有些書宜選讀若干篇章,饒是這樣,數十年來所讀之書還是有限。所幸我的職業是在教書,有一個讀書的環境,困而後學,得教學相長之益。」

對教書,梁教授常說,這不是他很喜歡的工作,「儘管是不喜歡,也教了四十年。」不過,他也承認,唯有教書,才是最接近他的興趣的職業,「說實在的,教學相長也迫使我更加的用功。」

「上課前,功課如不作準備,講書便缺乏把握,不能講得頭頭是道,不但對不起學生,也對不起自己。我教的課程幾乎經常每年變動,每門課程如是選讀性質則亦經常變換,我這樣做的主要動機是訓練我自己,強迫擴大自己讀書的範圍。」

他更強調:「人是有惰性的,讀書的本身雖然有趣,然有系統有計劃的讀書,仍多少是需要耐性與毅力的。」

主修英國文學,是因為愛情和興趣

「學英國文學」,梁教授說,原不是他的初衷,當年在清華學校唸書的時候,他是為留美而讀,直到走出學校要決定選科時,他才猶豫了起來:

「我的數學不好,理工科是沒法唸,必須學文史。」

最初,他打算學國際法,接著又想學新聞。促成他選擇文學,主要在兩個原因:

「快畢業的時候,我認識了我的太太,因為感情的關係,對文學極感興趣,再則,早年我就常寫點新詩,或是散文,朋友們知道我喜歡舞文弄墨,就都鼓勵我學文。」

沉浸在文學中近五十年,梁教授稱自己是「過河卒子」,有樂趣,可是也清苦無比,好幾次他想轉行,可是,文學堂奧的無窮之妙,又強力的吸引住了他,就這樣,他成了權威。他說:「現在,我是絕不會動念頭,作文學的逃兵了。」

 

權威性版本至上

「研讀英國文學,首先是注意『參考書目』,從這裡面可以知道版本應如何選擇,再則可以明瞭一般有關的研究資料。例如,讀莎士比亞,版本問題極其複雜,優劣亦甚為難分,但有一不變的原則,即必須是完整的版本方宜作研究的根據。經過刪節的本子,作教科書用都嫌其陋,何況作為研究翻譯的根據?有人譯莎士比亞,譯完後發現每劇脫落平均約二百餘行,原來他根據的是廉價的教科書本。」

梁教授告訴每一位學英國文學的人,必須切記:永遠使用最有權威性的版本。而且版本也在日新月異不斷的進步,通常是後來居上,不過也有不少權威版本歷一、二百年,仍不失其權威性。

「一部篇幅多的作品,令人望而生畏,莫以為需要等待一個夠長的空暇期間方可開卷,那樣等待往往即是長期的展緩。要讀,立刻就讀,此時此地立刻開始。」

讀書,就像品茗一般,要細細地品味,更要深深地領略。

梁教授說:「一口氣讀完一部書,那部書多半是軟性讀物,第一流作品大概都是硬性的──有時竟像是硬果一般的難於咬裂!所以不要性急,最好是選固定的時間,採一定的速度,每日讀若干頁,持之以恆,久必竣事。」

他又提出了自己讀書的密訣:利用零碎的時間,古人所謂「枕上、馬上、廁上」,亦無非是教人隨時努力讀書而已。先讀作品,後讀有關作品的評論,這才是培養自己獨立判斷的方法,這也是充分了解評論的價值的基本條件。

從研讀英國文學作品,到翻譯莎士比亞,梁教授掌握到一把快樂的鑰匙:「我發現,中外的人性是互通的,是相同的。」

他說:「讀英國文學作品,時常在篇中的主旨上,編寫的技巧上,甚至在文字的辭句上,發現與我們一些中國文學作品有不謀而合的類似處。我們說忠勸孝,英國文學裡何曾不偏重道德?我們一唱三嘆,一曲四折,英國文學裡何曾不有合唱疊句,分幕分景的安排?我們形容人的矮小曰『三寸丁』,莎翁筆下也有Three-inch foot之語,我們形容片刻時間曰『撒泡尿的功夫』,莎翁又何曾沒有in a pissing while之語,中外文學作品中之類似處與歧異處,並不稀奇,因為人性本來是永久的普遍的。」

他更明確地指出:「所謂比較文學,並不是一種獨立的學問,不過是兼通中外文學的人偶然聯想,遂廣為搜求雙方的資料,發為分析對比的文章,如是而已。」

他說:「獨文學作品,要緊的是了解其辭句,其主旨、其人性的描寫、其作品的心情與思想。」

 

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人生最愉快的事,莫過於讀書;人生最大的樂趣,是完成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這是梁教授七十多年來抱持的生活觀;也是他追尋快樂的泉源。

四十五年前,當他還在山東大學教書時,在一次聚會中,胡適博士就提議,應該由梁教授與聞一多、徐志摩、陳源和葉公超,合力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胡適的提議,當時是人人讚好,不過,話說過後,大家都沒有提筆,只有梁教授成天在腦海中轉:這是件有意義的工作。於是,他為自己立下了個翻譯計劃,打算一年翻出兩部戲,算一算,十八年後中文的莎翁全集就可以問世。

沒想到,從提筆譯述起,時間、環境和心緒,竟使得十八年的計劃拉長到了四十年。一長段漫長而艱辛的歲月,完全靠著他的恆心和毅力渡過。

民國五十六年,當莎士比亞全集由遠東書出版的時候,文藝界特別舉行了一個慶祝會。當時,張道藩先生就說:「梁先生替中國文藝界新添了一大筆精神財富。」

梁教授認為:研究文學的人,不能不讀莎翁全集。這是一部超越時代與空間的偉大著作,淵博精深,洋溢著人性的呼吸。三十七部戲裡所塑造的人物,刻劃入微;所經歷的事故,可說是天下之大,無所不包;用字造句,也都經過特別的考究,巧意的安排。

在放下譯述之筆時,梁教授好開心,好輕鬆的笑了,他說:「我譯完之後,深感獲益最多的是我自己,因為我至少把莎氏原文全部咀嚼了幾遍。其中有不少難以咬破的硬果核,可是我都試著咬了。」

梁教授回憶起那四十年的譯述生活:

「翻譯這樁事,也是一種享受。」

他承認,翻譯不同於寫作:「用不同的文字來表達書中的意句,沒有自由,沒有折扣,會不過意來的地方,不能躲,也必須翻。」

他譬喻:翻譯,就像別人請吃飯,是享受;不過,菜是主人訂的,菜好不好,喜歡不喜歡吃,就全由不得自己了;而寫作就像請客,你請別人吃,菜單可以隨心擬訂。

他幽默地說:「我能翻譯完莎翁全集,主要在我完全具備了翻譯的條件。」

條件有三:1、此人要沒有學問;2、沒有天才;3、壽命相當長。「這一輩子,我就靠這三個條件,做了些事。」說完,他率先地朗聲笑了起來。

梁教授對寫小說,似乎擁有著那麼一點情,他一再地說:「遺憾,我沒有創作的能力。」

「寫小說,必須要有天才,寫散文可就不一樣,會說話,不是啞吧的人,都會寫。」

散文,似乎是梁教授衷心所喜歡的。

 

《雅舍小品》不同時期的版本照(圖片來源:正中書局)

 

寫散文,必須要能割愛

《雅舍小品》,是他第一部散文集,如今已經銷行了三十多版。說起這本書,他充滿了回憶,也帶著無限的感情。

「寫的時候,正是我離開北平的家到了重慶,很寂寞,剛好一位朋友辦份週刊,一週要我寫兩千字。」

雅舍,是在四川的北碚,竹筋和三合土蓋成的「雅舍」的位子在半山腰下距馬路約有七、八十層的土階。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後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山坡。篦牆不固,門窗不嚴,與鄰人彼此均可互通聲息。入夜則鼠子自由行動,使人不得枕。夏季則聚蚊成雷……。」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日無俚,寫作自遣,隨想隨寫,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

說到《雅舍小品》的問世,也是頗饒趣味的。「將它付印,正是大陸要撤退,通貨膨脹之際,書已經排好、校好了,可是商務印書館館就是不敢印,因為,『一印,就不值錢』,沒辦法,我只有帶了校樣來到台灣。有一天,碰到那時正任正中書局編輯部主任的劉季洪,說起來,劉先生極感興趣,當時我對劉先生說:『稿子已經排好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正中書局有興趣,可以拿去印,法律糾紛我就不管。』」

當正中書局推出時,立即受到大家的喜歡,一印再印,先先後後,竟然達到了三十多版。

能這樣暢銷,原因在哪裡?他說:「大概是淺近,篇幅短,大家就喜歡。」

對《雅舍小品》,梁教授說,有人有過這樣的批評:

──文字太刻薄了。他的解釋是:「我寫時的原則:開玩笑,必須先開自己的玩笑;打人的本領不要有,挨打的工夫必須好。」

──文章「文白夾雜」。梁教授說:「這批評很對,不過,不僅我的文章是文白夾雜,我說話也是這樣,我認為,不管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那種最能表達我的意思,我就表達。」

「文如其人」,這是梁教授堅持的原則:「一個人一個樣,各有各的風格和特點,不需要模仿,要知道,學也學不像。」

「散文寫得好,有沒有訣竅?」

梁教授想了想,他的答覆很簡單:「要能割愛」。

掌握到這一訣竅,是在他初中讀書時代。

「中學時,我調皮,常跟老師搗亂,老師氣極了,經常,一個鐘頭的課,老師不講書,全用來罵我。

「儘管這位老師罵我罵得兇,我倒是一點也不怕,不過,我對這個老師並無惡感,反而更專心聽講,文章也儘量照著這位老師吩咐的原則去寫。

「老師告訴我,『文章,尤其是散文,千萬要懂得割愛,自己喜歡的句子,也要捨得割愛。』每次文章交上去,老師就用大筆勾,三、四千字的文章,只剩了四百字。老師發下來,我就重抄一遍,自己讀讀,也覺得乾乾淨淨,簡潔有力,而且文字有生氣、有力量。」

從此,梁教授養成了兩個習慣:

「以後寫文章,我就寫不長了,看別人,一寫就幾萬字的大文章,我真羨慕得不得了。

「看別人的文章,好的我欣賞,不好的我也欣賞。對不好的文章,我喜歡用筆來勾,替別人割愛一番,也過過當年老師勾文章的癮。」

他說:文章要深、要遠、要高,就是不要長。描寫要深刻,意想要遠大,格調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長。

 

梁實秋與元配程季淑婚前合照

 

生活的意義

說到這兩年來,他在西雅圖專心寫作中的《英國文學史》的情形,他連連叫苦:「那份辛苦,真不足為外人道。」

儘管梁教授遇到友人就說:「寫大作品,得化八年、十年的時間,太吃力了。」不過,語態中,仍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用中文寫一部《英國文學史》,再用英文寫部《中國文學史》,是他六十五歲那年從杏壇退休時,為自己所訂下的功課表。

他的理由是:「凡是研究英文文學的人,必須一讀英國文學史。」可是英文本的,中國人讀起來吃力,所以,他要積四十年教學經驗寫這本書;用英文寫《中國文學史》,主要是為了適應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學時的需要。

寫作速度不頂高的原因在於:「寫書的時間用得不多,主要的是自己看書要費時間。」

常常,他看了三天的書,到時才寫出兩、三百字,整天就為找資料而忙。「我發現,知道得愈少,愈好寫,否則,要補充的知識實在太多了。」

在困惱中,他常怪自己讀書太少了,「好在我已經急起直追,好好補充了。」

由於「困而後學」,「學然後知不足」,梁教授說:「在美國兩年中,逼迫著自己猛看書,而且還必須看自己不喜歡看的書。所幸,美國的圖書館,查資料、看書,很方便。但我不喜歡到圖書館借書看,我喜歡買書,因為書買回來,可以自己劃,或是自己記筆記。」

對這兩論著的編寫,梁教授是投入了全付的心力,也是個人經過研究文學的「最後論文」。

他說:「一件工作沒有完成前,就另外開始一件新的工作,這就是生活的意義。」

是思鄉,也是遣懷,在離開台北兩年多後,去(1947)年的十月他又回來了。

這次的歸國,梁教授的感觸是很大、很大的,因為,喪失老伴的悲痛,異鄉作客的孤寂,都使得這位洒脫,率真的學者,帶著絲絲的哀戚,以及無限的追憶。

「我是一個喜歡家庭的人,我是一個捨不得離家的人!

「從小,我在父母跟前長大,十四歲進入清華學校,那次的離開家,很痛苦,簡直沒法離開父母;結婚了,我就無法離開太太的身邊。」

到臺北的第二天,凌晨四點鐘,梁教授就走出了華美大廈,踏著尋夢的步履,在晨曦中漫步。

由仁愛路,他踱到了安東街,走向昔日的舊屋,臺北變了,馬路變寬了,房屋變高了,這些,只在他的心中快速地劃過,他心心念念的是舊屋的改變。

「房子拆了,蓋成了高樓,舊時的模樣是永遠追不回了,可是,我還是好高興的發現,園中還留了一株當年的麵包樹。」

那株樹,是梁太太用一顆麵包樹籽種大的。「看到樹,我真是高興。」

在《槐園夢憶》裡,曾寫著:「季淑以主持中饋為榮,我亦以陪他商略膳食為樂。買菜之事很少委之佣人,尤其是我退休以後空閒較多,她每隔兩日提籃上市,我必與俱。她提竹籃,我攜皮包,緩步而行,繞市一匝,滿載而歸。市廛攤販幾乎無人不識這一對皤皤老者,因為我們舉目四望很難發現再有這樣一對。回到家裡,傾筐倒篋,堆滿桌上,然後我們就對面而坐,剝豌豆、搯豆芽、劈菜心······。」

「回到台北,我好懷念那個我天天去過的安東街菜場,賣豆腐的小姑娘,賣菜的老人,還有賣豬肉的,賣水菓的,我全想去看看。」

他真的去了,可惜,安東街菜場已因都市計劃拆了,「打聽到改建的地方,我找了去,在一個地下樓中,走了圈,全變樣,熟悉的面孔都找不到了。後來,我看到了賣豆腐的姑娘,可是,她變了,好憔悴,好蒼老,看起來比我還蒼老。」

在這位重感情、好念舊的學者心目中,昔日的一切似乎都遠去了。「兩年,才兩年,就變了這樣多,試想,少小離家老大回,那滋味會更不同了。」

他在離開台北前,有了個決定:「今後我要做一隻候鳥。」

每年,一半的時間住在西雅圖,一半住在台北。

「在美國時,我專心地寫《英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這些必須參考資料的論著;在台北的日子,就全寫些隨心的文字,遣興的文章。」

今年的端午節前,他將再回來。那就是候鳥歸巢的時刻,他將寫出一篇「不長,但深、遠和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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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紀念梁實秋逝世30週年所出版的精裝珍藏版(2017年);右:1986年,正中書局出版精裝本的1~4集《雅舍小品》合訂本(圖片來源:正中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