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正中書局

【編輯前言】 即使往事如煙，仍然值得我們重新回味。書評書目TAIWAN REVIEW of Books編輯室精選《書評書目》精采專訪，重現那些年的斯人風采。

本篇文章摘自1975年2月號《書評書目》雜誌所刊登的〈春耕秋收──訪梁實秋先生．談讀書寫作生活〉（胡有瑞撰寫）。

讀書有計畫，不隨波逐流

「讀你該讀而尚未讀的書。」

那天，與梁實秋教授談讀書時，他一再重覆地說著這句話。

他說：「讀書需要紀律，而不是興趣。」

一向幽默，談吐隨和的梁教授，談起了讀書，他就收起了輕鬆，放出了嚴肅。

他說：「學而不思則殆。讀書貴專精，專精才能有見地。讀書亦貴博廣，博廣才能有透視。」

「常常，我讀了三天的書，才能寫出一、二百字」；就因為他要讀遍英國文學史上的佳著，於是，就整天埋首在書堆中。

他說：「我現在才深深地體會到『困而後學』和『學然後知不足』的道理。」

由這番經驗的獲得，梁教授回憶起以往讀書歲月中，因隨興致而讀書，可真浪費了不少氣力。

他說：「我作學生的時候，不喜歡讀教師指定的書，喜歡讀自己覺得有興趣的書，以及風行一時的時髦作品。例如：某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便急忙搜求他的作品來讀。某人正逢多少年的誕辰紀念，我便到圖書館翻閱他的傳略及作品。還有富於刺激性的，如抒情的，革命的，震世駭俗的，都覺得有趣。至於老師指定閱讀的典籍，我往往不屑一顧。所謂禁書，更是我千方百計要讀的東西。

「我讀書速度很快，數量亦多，接觸面頗廣，沾沾自喜，自以為博覽群籍，腹笥不儉，實則讀書漫無目標，隨興之所至，淺嚐輒止，虛耗光陰。

「到了應該學以致用的時候，才矍然警覺，自己的學識基礎薄弱，當初老師指定閱讀的書才是最有用的基本知識的寶庫。大好時光已經浪費，只好急起直追，儘量惡補。」

梁教授說，直到三十歲開始，他才決定發憤向學。「此後讀書比較有計劃，不再任性，不再隨波逐流。」

「我研究的是英國文學，教書是我的職業，我發現自己所知太少，實在不能勝任教學的重責。英國文學浩如煙海，而第一流作家的代表作品有許多部我是茫然無知，第二流、第三流作家的作品就更不必論。我這一驚非同小可，於是我為自己訂下了功課表，按部就班的一部書一部書的讀下去，至今未輟，可憐早已離開師門，無從問疑，而同道的朋友又少，難收切磋之益，獨自在典籍之中摸索前進。」

讀書有方法：精讀與略讀

以科學的方式盡掇文學的精英。

他說：「自從知道發憤讀書之後，深知人生短暫而知識無窮，無可奈何之中侷限自己的讀書範圍於某一時代，某些作家。有些書宜全部精讀，有些書宜分別略讀，有些書宜選讀若干篇章，饒是這樣，數十年來所讀之書還是有限。所幸我的職業是在教書，有一個讀書的環境，困而後學，得教學相長之益。」

對教書，梁教授常說，這不是他很喜歡的工作，「儘管是不喜歡，也教了四十年。」不過，他也承認，唯有教書，才是最接近他的興趣的職業，「說實在的，教學相長也迫使我更加的用功。」

「上課前，功課如不作準備，講書便缺乏把握，不能講得頭頭是道，不但對不起學生，也對不起自己。我教的課程幾乎經常每年變動，每門課程如是選讀性質則亦經常變換，我這樣做的主要動機是訓練我自己，強迫擴大自己讀書的範圍。」

他更強調：「人是有惰性的，讀書的本身雖然有趣，然有系統有計劃的讀書，仍多少是需要耐性與毅力的。」

主修英國文學，是因為愛情和興趣

「學英國文學」，梁教授說，原不是他的初衷，當年在清華學校唸書的時候，他是為留美而讀，直到走出學校要決定選科時，他才猶豫了起來：

「我的數學不好，理工科是沒法唸，必須學文史。」

最初，他打算學國際法，接著又想學新聞。促成他選擇文學，主要在兩個原因：

「快畢業的時候，我認識了我的太太，因為感情的關係，對文學極感興趣，再則，早年我就常寫點新詩，或是散文，朋友們知道我喜歡舞文弄墨，就都鼓勵我學文。」

沉浸在文學中近五十年，梁教授稱自己是「過河卒子」，有樂趣，可是也清苦無比，好幾次他想轉行，可是，文學堂奧的無窮之妙，又強力的吸引住了他，就這樣，他成了權威。他說：「現在，我是絕不會動念頭，作文學的逃兵了。」

權威性版本至上

「研讀英國文學，首先是注意『參考書目』，從這裡面可以知道版本應如何選擇，再則可以明瞭一般有關的研究資料。例如，讀莎士比亞，版本問題極其複雜，優劣亦甚為難分，但有一不變的原則，即必須是完整的版本方宜作研究的根據。經過刪節的本子，作教科書用都嫌其陋，何況作為研究翻譯的根據？有人譯莎士比亞，譯完後發現每劇脫落平均約二百餘行，原來他根據的是廉價的教科書本。」

梁教授告訴每一位學英國文學的人，必須切記：永遠使用最有權威性的版本。而且版本也在日新月異不斷的進步，通常是後來居上，不過也有不少權威版本歷一、二百年，仍不失其權威性。

「一部篇幅多的作品，令人望而生畏，莫以為需要等待一個夠長的空暇期間方可開卷，那樣等待往往即是長期的展緩。要讀，立刻就讀，此時此地立刻開始。」

讀書，就像品茗一般，要細細地品味，更要深深地領略。

梁教授說：「一口氣讀完一部書，那部書多半是軟性讀物，第一流作品大概都是硬性的──有時竟像是硬果一般的難於咬裂！所以不要性急，最好是選固定的時間，採一定的速度，每日讀若干頁，持之以恆，久必竣事。」

他又提出了自己讀書的密訣：利用零碎的時間，古人所謂「枕上、馬上、廁上」，亦無非是教人隨時努力讀書而已。先讀作品，後讀有關作品的評論，這才是培養自己獨立判斷的方法，這也是充分了解評論的價值的基本條件。

從研讀英國文學作品，到翻譯莎士比亞，梁教授掌握到一把快樂的鑰匙：「我發現，中外的人性是互通的，是相同的。」

他說：「讀英國文學作品，時常在篇中的主旨上，編寫的技巧上，甚至在文字的辭句上，發現與我們一些中國文學作品有不謀而合的類似處。我們說忠勸孝，英國文學裡何曾不偏重道德？我們一唱三嘆，一曲四折，英國文學裡何曾不有合唱疊句，分幕分景的安排？我們形容人的矮小曰『三寸丁』，莎翁筆下也有Three-inch foot之語，我們形容片刻時間曰『撒泡尿的功夫』，莎翁又何曾沒有in a pissing while之語，中外文學作品中之類似處與歧異處，並不稀奇，因為人性本來是永久的普遍的。」

他更明確地指出：「所謂比較文學，並不是一種獨立的學問，不過是兼通中外文學的人偶然聯想，遂廣為搜求雙方的資料，發為分析對比的文章，如是而已。」

他說：「獨文學作品，要緊的是了解其辭句，其主旨、其人性的描寫、其作品的心情與思想。」

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人生最愉快的事，莫過於讀書；人生最大的樂趣，是完成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這是梁教授七十多年來抱持的生活觀；也是他追尋快樂的泉源。

四十五年前，當他還在山東大學教書時，在一次聚會中，胡適博士就提議，應該由梁教授與聞一多、徐志摩、陳源和葉公超，合力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胡適的提議，當時是人人讚好，不過，話說過後，大家都沒有提筆，只有梁教授成天在腦海中轉：這是件有意義的工作。於是，他為自己立下了個翻譯計劃，打算一年翻出兩部戲，算一算，十八年後中文的莎翁全集就可以問世。

沒想到，從提筆譯述起，時間、環境和心緒，竟使得十八年的計劃拉長到了四十年。一長段漫長而艱辛的歲月，完全靠著他的恆心和毅力渡過。

民國五十六年，當莎士比亞全集由遠東書出版的時候，文藝界特別舉行了一個慶祝會。當時，張道藩先生就說：「梁先生替中國文藝界新添了一大筆精神財富。」

梁教授認為：研究文學的人，不能不讀莎翁全集。這是一部超越時代與空間的偉大著作，淵博精深，洋溢著人性的呼吸。三十七部戲裡所塑造的人物，刻劃入微；所經歷的事故，可說是天下之大，無所不包；用字造句，也都經過特別的考究，巧意的安排。

在放下譯述之筆時，梁教授好開心，好輕鬆的笑了，他說：「我譯完之後，深感獲益最多的是我自己，因為我至少把莎氏原文全部咀嚼了幾遍。其中有不少難以咬破的硬果核，可是我都試著咬了。」

梁教授回憶起那四十年的譯述生活：

「翻譯這樁事，也是一種享受。」

他承認，翻譯不同於寫作：「用不同的文字來表達書中的意句，沒有自由，沒有折扣，會不過意來的地方，不能躲，也必須翻。」

他譬喻：翻譯，就像別人請吃飯，是享受；不過，菜是主人訂的，菜好不好，喜歡不喜歡吃，就全由不得自己了；而寫作就像請客，你請別人吃，菜單可以隨心擬訂。

他幽默地說：「我能翻譯完莎翁全集，主要在我完全具備了翻譯的條件。」

條件有三：1、此人要沒有學問；2、沒有天才；3、壽命相當長。「這一輩子，我就靠這三個條件，做了些事。」說完，他率先地朗聲笑了起來。

梁教授對寫小說，似乎擁有著那麼一點情，他一再地說：「遺憾，我沒有創作的能力。」

「寫小說，必須要有天才，寫散文可就不一樣，會說話，不是啞吧的人，都會寫。」

散文，似乎是梁教授衷心所喜歡的。

《雅舍小品》不同時期的版本照（圖片來源：正中書局）

寫散文，必須要能割愛

《雅舍小品》，是他第一部散文集，如今已經銷行了三十多版。說起這本書，他充滿了回憶，也帶著無限的感情。

「寫的時候，正是我離開北平的家到了重慶，很寂寞，剛好一位朋友辦份週刊，一週要我寫兩千字。」

雅舍，是在四川的北碚，竹筋和三合土蓋成的「雅舍」的位子在半山腰下距馬路約有七、八十層的土階。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後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山坡。篦牆不固，門窗不嚴，與鄰人彼此均可互通聲息。入夜則鼠子自由行動，使人不得枕。夏季則聚蚊成雷……。」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日無俚，寫作自遣，隨想隨寫，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

說到《雅舍小品》的問世，也是頗饒趣味的。「將它付印，正是大陸要撤退，通貨膨脹之際，書已經排好、校好了，可是商務印書館館就是不敢印，因為，『一印，就不值錢』，沒辦法，我只有帶了校樣來到台灣。有一天，碰到那時正任正中書局編輯部主任的劉季洪，說起來，劉先生極感興趣，當時我對劉先生說：『稿子已經排好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正中書局有興趣，可以拿去印，法律糾紛我就不管。』」

當正中書局推出時，立即受到大家的喜歡，一印再印，先先後後，竟然達到了三十多版。

能這樣暢銷，原因在哪裡？他說：「大概是淺近，篇幅短，大家就喜歡。」

對《雅舍小品》，梁教授說，有人有過這樣的批評：

──文字太刻薄了。他的解釋是：「我寫時的原則：開玩笑，必須先開自己的玩笑；打人的本領不要有，挨打的工夫必須好。」

──文章「文白夾雜」。梁教授說：「這批評很對，不過，不僅我的文章是文白夾雜，我說話也是這樣，我認為，不管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那種最能表達我的意思，我就表達。」

「文如其人」，這是梁教授堅持的原則：「一個人一個樣，各有各的風格和特點，不需要模仿，要知道，學也學不像。」

「散文寫得好，有沒有訣竅？」

梁教授想了想，他的答覆很簡單：「要能割愛」。

掌握到這一訣竅，是在他初中讀書時代。

「中學時，我調皮，常跟老師搗亂，老師氣極了，經常，一個鐘頭的課，老師不講書，全用來罵我。

「儘管這位老師罵我罵得兇，我倒是一點也不怕，不過，我對這個老師並無惡感，反而更專心聽講，文章也儘量照著這位老師吩咐的原則去寫。

「老師告訴我，『文章，尤其是散文，千萬要懂得割愛，自己喜歡的句子，也要捨得割愛。』每次文章交上去，老師就用大筆勾，三、四千字的文章，只剩了四百字。老師發下來，我就重抄一遍，自己讀讀，也覺得乾乾淨淨，簡潔有力，而且文字有生氣、有力量。」

從此，梁教授養成了兩個習慣：

「以後寫文章，我就寫不長了，看別人，一寫就幾萬字的大文章，我真羨慕得不得了。

「看別人的文章，好的我欣賞，不好的我也欣賞。對不好的文章，我喜歡用筆來勾，替別人割愛一番，也過過當年老師勾文章的癮。」

他說：文章要深、要遠、要高，就是不要長。描寫要深刻，意想要遠大，格調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長。

梁實秋與元配程季淑婚前合照

生活的意義

說到這兩年來，他在西雅圖專心寫作中的《英國文學史》的情形，他連連叫苦：「那份辛苦，真不足為外人道。」

儘管梁教授遇到友人就說：「寫大作品，得化八年、十年的時間，太吃力了。」不過，語態中，仍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用中文寫一部《英國文學史》，再用英文寫部《中國文學史》，是他六十五歲那年從杏壇退休時，為自己所訂下的功課表。

他的理由是：「凡是研究英文文學的人，必須一讀英國文學史。」可是英文本的，中國人讀起來吃力，所以，他要積四十年教學經驗寫這本書；用英文寫《中國文學史》，主要是為了適應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學時的需要。

寫作速度不頂高的原因在於：「寫書的時間用得不多，主要的是自己看書要費時間。」

常常，他看了三天的書，到時才寫出兩、三百字，整天就為找資料而忙。「我發現，知道得愈少，愈好寫，否則，要補充的知識實在太多了。」

在困惱中，他常怪自己讀書太少了，「好在我已經急起直追，好好補充了。」

由於「困而後學」，「學然後知不足」，梁教授說：「在美國兩年中，逼迫著自己猛看書，而且還必須看自己不喜歡看的書。所幸，美國的圖書館，查資料、看書，很方便。但我不喜歡到圖書館借書看，我喜歡買書，因為書買回來，可以自己劃，或是自己記筆記。」

對這兩論著的編寫，梁教授是投入了全付的心力，也是個人經過研究文學的「最後論文」。

他說：「一件工作沒有完成前，就另外開始一件新的工作，這就是生活的意義。」

是思鄉，也是遣懷，在離開台北兩年多後，去（1947）年的十月他又回來了。

這次的歸國，梁教授的感觸是很大、很大的，因為，喪失老伴的悲痛，異鄉作客的孤寂，都使得這位洒脫，率真的學者，帶著絲絲的哀戚，以及無限的追憶。

「我是一個喜歡家庭的人，我是一個捨不得離家的人！

「從小，我在父母跟前長大，十四歲進入清華學校，那次的離開家，很痛苦，簡直沒法離開父母；結婚了，我就無法離開太太的身邊。」

到臺北的第二天，凌晨四點鐘，梁教授就走出了華美大廈，踏著尋夢的步履，在晨曦中漫步。

由仁愛路，他踱到了安東街，走向昔日的舊屋，臺北變了，馬路變寬了，房屋變高了，這些，只在他的心中快速地劃過，他心心念念的是舊屋的改變。

「房子拆了，蓋成了高樓，舊時的模樣是永遠追不回了，可是，我還是好高興的發現，園中還留了一株當年的麵包樹。」

那株樹，是梁太太用一顆麵包樹籽種大的。「看到樹，我真是高興。」

在《槐園夢憶》裡，曾寫著：「季淑以主持中饋為榮，我亦以陪他商略膳食為樂。買菜之事很少委之佣人，尤其是我退休以後空閒較多，她每隔兩日提籃上市，我必與俱。她提竹籃，我攜皮包，緩步而行，繞市一匝，滿載而歸。市廛攤販幾乎無人不識這一對皤皤老者，因為我們舉目四望很難發現再有這樣一對。回到家裡，傾筐倒篋，堆滿桌上，然後我們就對面而坐，剝豌豆、搯豆芽、劈菜心······。」

「回到台北，我好懷念那個我天天去過的安東街菜場，賣豆腐的小姑娘，賣菜的老人，還有賣豬肉的，賣水菓的，我全想去看看。」

他真的去了，可惜，安東街菜場已因都市計劃拆了，「打聽到改建的地方，我找了去，在一個地下樓中，走了圈，全變樣，熟悉的面孔都找不到了。後來，我看到了賣豆腐的姑娘，可是，她變了，好憔悴，好蒼老，看起來比我還蒼老。」

在這位重感情、好念舊的學者心目中，昔日的一切似乎都遠去了。「兩年，才兩年，就變了這樣多，試想，少小離家老大回，那滋味會更不同了。」

他在離開台北前，有了個決定：「今後我要做一隻候鳥。」

每年，一半的時間住在西雅圖，一半住在台北。

「在美國時，我專心地寫《英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這些必須參考資料的論著；在台北的日子，就全寫些隨心的文字，遣興的文章。」

今年的端午節前，他將再回來。那就是候鳥歸巢的時刻，他將寫出一篇「不長，但深、遠和高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