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建全基金會「陪你讀本書」系列活動第七場,邀請了臺灣大學地理系洪廣冀副教授以「當我們眼裡不再有巨人:談吳明益《海風酒店》裡的『環境』」為題,為讀者打開深讀這本書的新視角。正在巡迴全臺獨立書店進行新書演講或簽書會的吳明益老師,得知洪廣濟老師受邀在洪建全基金會分享自己的作品時,特別透過新經典文化梁心愉副總編輯傳達了他對洪廣冀與洪建全基金會推廣閱讀的感謝:
我是洪廣冀老師的讀者,他對科學史與地理學的廣博認識,以及具啟發性的筆觸,常引發我思考。記得有一回,我回母校成功高中分享時,正好遇到後來深受洪廣冀老師啟發的徐振甫,當時成功高中老師與我談話時,我就提到希望自然科學相關的老師,日後能跟國文科老師共同開發選修課程或一系列教程。
洪廣冀老師自身的學養、思維與教育方式,正是人文與科學的融合,洪廣冀老師願意談論我的作品,正是我對科學與人文成為「對位學科(同時發聲並彼此融洽)」而不是「對手學科」的期待。我非常感謝。
也要感謝洪建全基金會簡靜惠老師,一直以來不計成本地推廣閱讀,值得尊敬,以及曾文娟促成這場活動。
在閱讀《海風酒店》的過程中,洪廣冀清楚看出吳明益在寫書時,參考了大量的史料、口述歷史、太魯閣神話,而這些資料也全都被巧妙編織進書裡,他幽默地說:「這是一本非常複雜的書!」身為一位長期結合人文和自然生態,研究臺灣自然相關議題的科學家,他以環境史、林業史與地理學的專長為基礎,針對《海風酒店》的環境部分,提供了許多背景資料也提出自己的閱讀視角與觀點。
《海風酒店》書裡的海豐村與海風酒店坐落的地方,就是現在花蓮縣秀林鄉的和平村,台灣水泥和平廠的所在地,位在花蓮和宜蘭的交界。1984年,為了配合政府產業東移計畫,臺泥準備要在這裡設立水泥廠,1991年,和平村的村民聯合臺灣各地的環保團體發動抗爭,抗爭延續了好幾年,現在我們在網路上還是可以找到當年「反水泥遊行行動須知」。
洪廣冀認為在一般書寫環境運動、社會運動的作品裡,大多有一致的敘事,也就是人們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帶著對環境美好的想像去做抗爭,作者對於大自然的描寫與愛,一直都是這類小說的主軸,但是,在《海風酒店》這部清楚沿著環境運動而展開的敘事裡面,吳明益自己卻不認為它是一本環境小說。在〈後記〉裡,吳明益寫到:
「雖然小說寫的是真正的事件(不是遠歷史也不是近未來),不過不是單用現實材料構築的,當然,它的建材也並非全屬夢境。我刻意讓它和現實保持距離,希望讀者享受到在小說裡的敘事時空;我也試著以身為作家的角度,看待那段猶疑的時光、那些猶疑的生命。如果有讀者問我這是不是一本環境小說?我會說,是一本小說。」
這一段話讓洪廣冀開始思考:到底吳明益想要透過這本小說,傳達什麼樣的環境觀點?
吳明益《海風酒店》的封面是仿效法國畫家魯東1898年的畫作《獨眼巨人》而來,在〈後記〉裡吳明益有一段說明:
「魯東這幅畫裡把『欲望的生成』和『欲望的失落』用色彩描寫出來,這點(我的解讀)啟發、呼喚著我。魯東筆下的山脈,當然不是花蓮的海岸,但每當我經過這段路時,那孿生的巨人就從山的後面探出頭來,問我為什麼這樣的風景裡會有這些巨大如另一種巨人的工廠建築存在。特別是在我寫這本小說的期間,我每周都要經過這個場景兩遍,一遍是白天,一遍是黑夜,那聲音在我寫作時質詢著我、壓迫著我,從來沒有放過我。」
洪廣冀從科學史的角度說明魯東創作《獨眼巨人》的時代背景和這幅畫表達的意涵:「那個時期的法國,正是所謂的『巴斯德時代』,巴斯德透過顯微鏡和一系列生理學實驗,掀起微生物學革命。人們驚嘆於像顯微鏡這樣的光學技術的進步,可以讓自己的視角穿透、看清楚更微小尺度的東西。過去以為是單純用來敬畏的、崇拜的、感嘆的自然,在某個程度上可以把他理解成躺臥在畫中的女子,開始暴露在一個科學的、更精密的、理性的目光之下。」
洪廣冀認為吳明益把魯東畫裡的巨人翻轉了。他進一步解讀:「吳明益特別結合了太魯閣族巨人的神話,把巨人變成一種我們稱之為『自然』的東西,但這自然並不只是一個站在那邊,等著被人類發現、被人類利用的『物』。吳明益也建構出巨人的系譜與社群,是一個跟人類共存的群體,遍布全球。在臺灣東部也恰好有這個巨人存在,叫『Dnamay』,有個孿生弟弟也叫『Dnamay』。吳明益賦予巨人一種性格,這個性格是什麼呢?就是:沒有惡意!最大的特性就是很任性。任性地做自己想做的,沒有想到要傷害人,也沒有想要去保佑人,更沒有想要去滋養全部的人類。」
在《海風酒店》中,吳明益用一段文字描述了巨人的任性:
「就像樹到了季節落葉,雨後出現彩虹,森林因為酷熱乾燥而引發大火;看到美的事物而感動的張開嘴巴,在秋涼的時候酣眠,看著夕陽莫名其妙掉眼淚,在惡作劇後哈哈大笑。」
但是,人類對這樣任性、偶而會惡作劇的巨人,會覺得他很壞、很邪惡,也會有人覺得他很崇高,投射出各式各樣的情感、想像,想辦法描述他、跟他對話······。洪廣冀從吳明益在小說中的描述中理解到:「在吳明益小說裡的巨人(自然)是要靠著人類投射情感、不停接觸的過程中,取得能量、得以維生,不致凋亡。」可是,隨著人類所謂的現代化、科技發展,對自然的想像與情感漸漸消失。在《海風酒店》裡,吳明益寫到:「刻意不提巨人,忽視巨人,讓巨人漸漸失去人類想像的力量的支持而虛弱而死。」
當世上的巨人在人類視他們為一堆木材、一個材積的過程中逐漸消亡時,吳明益在小說裡,保留了一個最後的巨人「Dnamay」,對此,洪廣冀的解讀是:「因為太魯閣族在科學化、現代化的過程裡,對未知的好奇、對山林的敬畏、對祖靈的崇敬,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所以當全世界絕大多數巨人都消失時,在臺灣的東部,還是可以看到這個巨人,非常頑強地存在著。」
在《海風酒店》第七章〈雨夏〉與第十二章〈如果山會說話〉裡,吳明益透過祖孫三代以說故事的方式,從太魯閣族的觀點,娓娓道來從清末到日治時代,經歷了什麼樣的過去,是家族的故事也是和平村的歷史。祖孫三代就是督砮‧烏明(Tunux Umin)的祖父拿難‧高勞(Nanang Karaw)、父親烏明‧拿難(Umin Nanang)和督砮‧烏明(Tunux Umin),三代取名的方式完全符合太魯閣族的父子連名制。
他們所講述的都是史料中有記載的真實事件,洪廣冀從太魯閣族群的領域、民族特性,與日本治理產生衝突的形成原因與幾次重大事件,為讀者提供了這一段歷史的相關背景說明。
首先是「太魯閣族的環境」1895年之後,日本為了治理臺灣原住民,運用原住民的領域,將太魯閣族做了內、外太魯閣的區分。洪廣冀引用臺灣總督府留下的資料說明:「內太魯閣原居於南線的Truku Truwan(仁愛鄉平生部落),十七世紀越過中央山脈東移至今秀林鄉境內的立霧溪上中游Truku群。外太魯閣是內太魯閣群向東海岸拓殖之下,到達秀林鄉立霧溪下游、三棧溪及和平溪下游的Truku群。」他進一步補充:「內太魯閣族靠近今天太魯閣國家公園這一邊,外太魯閣是族人移植往北移動,朝宜蘭的方向發展,逐漸形成一個群體。」而《海風酒店》裡的海豐村也叫克尼布(Knibu)部落,就是今天的和平村,是太魯閣族翻越中央山脈,從立霧溪一路往北、往東擴張,在靠近宜蘭南澳的地方,大濁水溪沿岸所建立起來的一個聚落。
小說裡描述了克尼布(Knibu)部落生活上的邏輯、秩序,往往是靠一個信念、一個禁忌或道德延續下來的,這就是「GAYA」。洪廣冀根據臺大人類學系王梅霞教授對泛泰雅族的研究說明:「GAYA的原意就是『祖先的話』,泛泰雅族的社會群體、範疇是透過族人相信、尊崇、實踐祖先的話創造的,不是靠明確的制度、階級、身分地位決定的。」
而泛泰雅族同時具有「大人物」的特質,這種特質也是形成泛泰雅族分布範圍大、聚落小的空間型態的原因。洪廣冀接著說明什麼是真正的「大人物」:「根據目前的研究,在實踐GAYA的同時,也有各式各樣的人要去證明自己是真正的泰雅,他必須帶著族人走出獵物不足、獵場限縮的困境,去遠方開闢新的獵場,而一個人的權威、聲望、受尊敬的程度,就要看可不可以吸引到一群人願意跟著他,在《海風酒店》裡也有這樣的情節。」
泛泰雅族這些社會特質對受過現代科學與思考訓練的日本人類學家、舊慣學者來說,初步接觸時自然會得到「身分模糊、地域模糊、人群的身分不容易界定、沒有明確社會組織」的結論。洪廣冀說:「在殖民時期,日本學者不會想要從族人的、在地的觀點角度去了解他們,只想用西方制度、法律的方式硬套、嫁接在他們身上,自然就會覺得他們非常難以『管理』。」
太魯閣族社會組織型態和部落分布型態並不代表他們不會跟外界接觸,聚落之間彼此不會是孤立的,不只會跟外在建立各種各樣的關係,面對外敵來時也會彼此聯合起來,一起抵抗外敵對他們領土的侵略。而在特定地點與漢人交易,就是太魯閣族人與外界接觸的重要方式,洪廣冀以「晚清臺灣番俗圖」中所呈現的原漢交易狀況說明:「這張圖雖然畫的不是泰雅族,但也代表日據時期原漢交易的狀況。原民拿鹿皮、黃藤、薪炭材、用材,交換漢人的槍枝、鐵器、布疋、豬等等物資,這樣的交換中介者就是『通事』。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後,初期為了管理原住民必須掌握通事,他們也懂得如何透過通事將觸角深入太魯閣族裡。不過,隨著日本統治者對太魯閣族群越來越了解,日本的警察、官員慢慢取代了通事的角色,而治理原住民的政策也跟著轉變了。」
在《海風酒店》第七章〈雨夏〉裡,父親烏明‧拿難(Umin Nanang)為督砮‧烏明(Tunux Umin)所講述的故事中有兩場重要的「事件」,一次是1896年的「新城事件」,一次是1906年的「威里事件」。這兩次事件凸顯出來的就是殖民政府從1895年進入臺灣到1905、1906年這段時間,對原住民態度與土地政策的改變。不只發生在東臺灣,西臺灣也是一樣。
新城事件發生在1896年,是日本殖民台灣的第二年,對日本人來說,自然還是需要仰賴通事與太魯閣族人溝通,但,通事也會視利益做選擇。洪廣冀以日本史料的記載,還原事件始末:「日本軍官非禮太魯閣族少女,族人公憤。在赫赫斯(今大禮)部落的Haruq Nawi與Pisaw Pawan頭目的帶領下,配合通事李阿隆的籌劃,於1896年年11月突襲新城監視哨,殺死23名。」
1906年,在今天花蓮秀林鄉佳民村發生的「威里事件」,日本花蓮支廳長大山十郎被外太魯閣族可尼部落人殺害,這是非常嚴重的事件,在史料中是這樣記載的:「於當地製腦的賀田組,侵佔族人土地,引發糾紛。8月1日,前往威里社調查的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等23人,遭到族人殺害。」
日本殖民臺灣之後,一心想要取得當時國際價格非常好的樟腦。經過10年殖民,對原住民越來越了解,日本人特別是當地的警察、日本官員,慢慢取代了通事的角色,開始擔任像賀田組這樣的會社、資本家的中介者。剛開始是採取懷柔政策,探詢原住民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才能讓資本家進去筏樟製腦。但,懷柔政策很快就出現問題,關鍵是兩邊對土地的觀念不一樣,雙方衝突越來越頻繁!
洪廣冀生動的描述兩邊衝突的形成原因:「對泛泰雅族、太魯閣族來說,日本人進來與我們一起享用在土地上祖先所賜予的各式各樣資源,最重要的是要一起尊崇祖先的話GAYA、服從進入獵場與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禁忌,要有歲時祭儀、生命儀禮,才可以在這片土地上共存,土地是沒辦法用金錢買賣的,是要拿來分享的。但是日本統治者、資本家卻不這樣想,他們是從市場經濟的觀點去看:我給你的東西就相當於使用你們土地的租金,使用土地是我付出的代價,付了租金在使用期限內,想怎麼用是我的權利。隨著中介的交易越多、資本家進入原民區域的越多,雙方的衝突就越來越頻繁。從殖民政府的觀點來看,就會認為泛泰雅族人是不守信用、沒有辦法相信的,與他們溝通是沒有用的,竟然還是出來抵抗、出來出草,日本人就開始用打的!」
計畫攻打原住民時,殖民者也建構了一個論述:「生番」在社會學上稱為「人」,但在法律上卻是不具「人格」的,因為經過「懷柔」的嘗試之後,這一群人是不受教化的,不是「成熟的人」。在這個意義上,即使臺灣是日本帝國的一部份,原住民也是屬於帝國的臣民,但,統治者動用軍隊去討伐他們並不會違反身為文明統治者的基本信念。
所謂「用打的」就是1910-1915年的「五年理蕃計畫」,其中發生在1914年6月1日至8月13日,為期83天的「太魯閣戰爭」,就是最關鍵性的一次戰役。在《海風酒店》第十二章〈如果山會說話〉裡,督砮‧烏明所描述的就是這個事件。洪廣冀說明:「1914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直接帶領軍隊要去圍剿太魯閣族,不只是東部太魯閣族,連同西臺灣的原民族群也遭受這樣的命運。軍警聯合用隘勇線去包圍方式,迫使這些部落出來歸順。」
五年理蕃計畫,戰況十分慘烈,統治者覺得很有成效,認為太魯閣族群很多都屈服、歸順了,但實際上,軍隊的征伐只是削弱了族群的力量,他們不會因此就輕易屈服。那麼,為什麼殖民政府能在1920-1925年按照規劃,順利進行了遷移、重組與安置呢?「若是我們只談軍隊討伐,就只是講出這段歷史的一部份,事實上,還有氣候和疾病在背後發揮作用。」洪廣冀說。
在厲行「五年理番計畫」時期,太魯閣族區域小米田被毀了、穀倉也被毀了,部落絕大部分被瓦解了,族群都被隘勇線包圍起來了!接著,1917年、1918年因為「反聖嬰現象」,臺灣冬季異常嚴寒,這兩年冬天是臺灣有氣象紀錄以來最寒冷的冬天,受到莫大影響的,首當其衝就是泛泰雅族分布的區域,其中最慘烈的就是太魯閣族群。洪廣冀描述了當時飢荒的慘況:「人禍在先接著天災在後,兩個加乘起來就導致了太魯閣區域非常嚴重的饑荒。在1917年5月《台灣日日新報》中有這樣的報導:在太魯閣蕃地,糧食已匱乏到蕃人得『盜取相爭』可食之『草根木皮』。飢荒慘到甚至要去警察駐所那邊翻餿水來吃!」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18年還爆發了「西班牙流感」,臺灣原住民特別是太魯閣部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這種種因素加起來,徹底壓抑了、削弱了太魯閣族人的韌性與反抗能量。這也是殖民政府在1925-1935年實施「森林計畫事業」時,可以完全按照規畫控制太魯閣族區域的原因。
對於殖民政府如何有系統的「管理」原住民傳統區域?洪廣冀深入說明:「要有系統的、永續的經營臺灣森林,就需要劃出理想的經營單位。『森林計畫事業』是用林學經營的觀點把原住民傳統居住活動的區域,規劃成一個個事業區、一個個經營單位,和平村就是屬於大濁水事業區。不只是劃區,更進一步分出『要存置林野、准要存置林野與不要存置林野』三種區域。殖民者再也不允許原住民在他們原來生存的廣大空間裡自由活動,他們被集中、限縮在『准要存置林野』裡,每一位原住民可以分到三公頃的保留地,這樣的規劃不只是在太魯閣族區,整個東臺灣都在規劃的範圍。區域範圍不只是在河流兩邊,也有靠近沿山的地方。這個區域也就是現在的『原住民保留地』。在《海風酒店》裡,可以看到這些保留地最後就變成臺泥要建水泥廠時,跟族人談交易的區域。」
其他空出來的地區,就被林業主管機關永續的、合理的、有系統的使用。其中「要存置林野」提供林業規劃之用,由林業官員進行伐木等事業,就是現在所稱的「國有林班地」;順著縱谷規劃的「不要存置林野」,比較肥沃,是用來開墾的土地,可以處分出去,提供給資本家做熱帶栽植、種糖和從事各式各樣的開發事業。
在太魯閣區域裡還遭遇到其他區域所沒有的「土地掠奪」,就是「景觀」的開發。所謂「景觀」開發指的是日本總督府在1938年指定臺灣成立三個國立公園,包括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與大屯國立公園,其中位在太魯閣區的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是當時全臺灣最大的,也是整個日本帝國最大的。
透過洪廣冀詳細的解說,讀者可以逐漸進入《海風酒店》裡祖孫三代所親歷的過程:經過新城戰爭、威里戰爭,接者是五年理番計畫。族人的聚落被瓦解後又被聚集在一起,再被搬遷、又從山上拔根而起,最後被遷到山下······而原本大片的土地被強制分割了,剩下的那些地方,要不然給林業區伐木用,要不然給土地開發用、要不然風景特別好的地方就被劃成國立公園,到了1990年代在政府「產業東移」政策主導之下,臺灣水泥廠進駐,族人剩下的土地進入新一波的蠶食鯨吞,這是《海風酒店》書裡另外一個重要的部分。
隨著太魯閣人遭遇的變遷,巨人的故事也持續發展著。經過數年,反水泥的抗爭失敗,水泥廠還是建起來了,族人逐漸接受了水泥廠提供的工作機會,臺灣社會開始將自然理解成一種資源。洪廣冀說:「巨人在這過程中,已經慢慢衰亡、站不起來了!他只能躺在地上,任憑礦場的人們挖掘,用各式各樣的動力,把他的身體釘的千瘡百孔。他已經不想活下去了!在《海風酒店》裡,他只希望小女孩小鷗用她的獵刀幫他結束生命。」
洪廣冀生動的描述了巨人在死亡前的情境:「即使和平村對他已經沒有想像,他已經沒有活力了,但是在土石流即將要來的時候,巨人還是希望用最後的力氣去救居民,所以就翻動了身體,此時,水泥廠在他身上打下的各式各樣的磚,讓他的身體四分五裂。巨人走了,但和平村的人得救了、小鷗也得救了、督砮‧烏明也得救了!」
經歷了水泥抗爭事件,督砮‧烏明有了一段反思:
「這麼多年了,我還沒有自己的孩子。而舊海豐已經等於不在了,這是我那時候想像不到的事。最近我會想,人真的會在意自己都不認識的祖先從哪裡來嗎?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從哪來,真的有關係嗎?每當我這麼想時,腦袋就好像小時候不專心聽Tama 講話,被他用槍托敲腦袋,他會說:『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的 Truku,不就跟一頭山豬沒有兩樣?』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如果我們都不說我們自己的故事,有可能就不再有人記得這些事。說不定以後工廠在這邊蓋一個什麼紀念館,裡面寫 Truku 興高采烈地歡迎水泥廠,水泥廠繁榮了地方,讓大家都有工作做,所以部落人民變得幸福、有錢,都是因為水泥廠的關係。不可能嗎?
就像現在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Knibu 叫 Knibu,大家都只知道海豐。」
洪廣冀解讀這段話是吳明益的「意有所指」:「吳明益希望他的小說能對抗有人用另一種敘事去講述Knibu和臺泥的故事。」這裡的另一種敘事指的就是在KADA園區牆上貼的《和平村的神秘巨人》。在這篇臺泥自己寫的故事裡,有一張叫做小拉奇的小孩騎著山豬的圖,小拉奇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天可以聽懂山豬講的話。」就是原住民會被問到「你們是不是都騎山豬上學?」這種微歧視的來源。
很多人會用說故事的方式,重新講述對自己有利的歷史與環境敘事,督砮‧烏明正是活在這樣的世界裡,但對此他是有反思的:
「人要的是活著,還是尊敬呢?山希望是活著,還是被尊敬呢?惡作劇巨人是希望很愛惡作劇那樣活著,還是被尊敬呢?
在Tama還希望我成為獵人的那段時間裡,我總是一邊聽他講故事,一邊氣喘吁吁地跟上他,站在他後面看著大海的方向,看著那個曾經叫做『包圍敵人的地方』,卻被日本人的發音叫成『克尼布』的我的家鄉。偶爾我會想起祖父開的那槍──帶著不知道是靈驗的祈禱還是詛咒的一槍,終究沒能擋住更大的,那些漢人叫命運的東西。」
「如果有人想用文字讓我們忘記什麼,我們就用文字把那些湮滅的寫回來。」面對這樣「不正義」的處境,洪廣冀對吳明益這句話,深有所感。
作為一位研究學者,《海風酒店》讓洪廣冀深受感動:「你在這裡面可以看到一位小說家,他生活在東部,在日常中有他必須擔負的責任,可是在生活的夾縫裡,他不停的、一點一滴的,用七年的時間打造出一個關於克尼布、關於和平村的故事。」他感慨的說:「很大程度上,這個故事已經慢慢被遺忘了!」
面對正在發生的環境不正義,我們可能已經知道或感覺到,卻不知道能做什麼?洪廣冀點出《海風酒店》這本書出版的積極意義:「這本書試著要告訴我們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不停地去書寫一個替代的敘事;不停用文字去直面那些不正義背後的資本、勢力所創造出來的東西。」他語重心長地強調:「不要停止書寫、不要停止想像,在過程中,也許那些已經被我們遺忘的『巨人』,可以重新活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