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東西》既古典又前衛地把科學怪人議題放入女權復興運動行列中（劇照來源：探照燈影業）

《可憐的東西》改編自阿拉斯代爾格雷的，希臘導演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用他那近乎滿分的符號學概論，融合歎為觀止的影像，既古典又前衛地把科學怪人議題放入女權復興運動行列中。每幅精心雕琢的畫面，令人發噱的直白台詞，徹底揉碎了父權社會的操控與指控。

艾瑪史東飾演一位貴族婦人，帶著身孕從橋上投河自盡。受到行為古怪的外科醫師哥德溫所救，藉由移植胎兒大腦取代原本腦死的本體。女嬰成功透過身體器官瞬間膨脹為成熟女子軀幹存活，她並且有了新名字貝拉。

故事的各種荒誕奇觀，就在於觀眾在於短短幾個篇幅就見識到，從牙牙學語到初嘗禁果，急速縮短了社會化過程階段，使得這角色稜稜角角地與外在擦出火花。

外科醫生哥德溫·巴克斯特用腦部移植手術，讓墜河自盡的孕婦維多莉亞復活再生為貝拉（劇照來源：探照燈影業）

先是主持換腦手術的外科醫師，他對貝拉來說等同再生父母，但他也是悲劇性的人物，被科學思想衝腦的父親，閹割了他的生育可能。「聖人化」後的這位外科醫師可以用更純粹的實驗法則，落實他對移植手術的偏執與熱情。與其說他拯救了貝拉，更不如說是他幸運地找到了這樣獨一無二的手術實驗品。

有趣的就在於雖然貝拉接受對方求婚，但相同的，貝拉對外界的未知渴望探尋，因此接受了浪子律師鄧肯追求，甚至從中獲得了性解放。

但更微妙的就在於浪子對處女的自信爆棚，初嘗性事喜悅的貝拉，則更輕易地認知女體可無限高潮，而男性則只能有限回報。性的對比與對位，從本來的被操控，到認知主權，進而以「性」，成為貝拉後來社會化的田野調查與謀生工具。

貝拉渴望探尋未知世界，因此接受浪子律師鄧肯追求，開啟一段冒險旅程（劇照來源：探照燈影業）

在這趟貝拉與律師的海上航程中，讓貝拉急速社會化，並且奠定故事做為女性如何自覺、自處，性作為資本主義的入口，最後轉成女性主義。後面遇上了貝拉的真正父親/丈夫，作為女兒的腦部思考運用了母親身體。不願意接受父權閹割，更成功地解脫了雄性壓迫的枷鎖，甚至巧妙地把外科實驗科學這門主題，成功反擊了這個陳年囚困。

熟稔尤格藍西莫故事核心的觀眾都會知道，不管是《真寵》、《單身動物園》、《聖鹿之死》或是《非普通教慾》，尤格藍西莫都從解脫制度，反抗之中見到醜惡人性，或是引領觀眾看到更直率的人面獸心。

電影情節奇幻荒誕，艾瑪史東用其奇觀肢體表現，讓你無法忽略這樣的犀利創作（劇照來源：探照燈影業）

《可憐的東西》在那幅幅宛若油畫感強烈的天馬行空設計，看似荒謬不堪的赤裸對話，更全面地展開女性如何反制當代霸權之餘，也留了幾分溫柔共存。雖說當代女權議題被反覆熱炒，觀眾不免擔心這樣的話題是否過於政治正確，甚至是矯枉過正，但艾瑪史東用其奇觀肢體表現，讓你無法忽略這樣的犀利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