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大約3千名大學生，抗議凡爾賽條約第156條，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交予日本而非中國（圖片來源：Wikipedia）

• 主辦：書評書目社
• 時間：三月三十一日晚七時
• 地點：北市中華路洪建全視聽圖書館五樓
• 主講：張玉法（中研院近史研究所）
• 出席：齊益壽（臺大教授）/何欣（政大教授）/周玉山（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記錄：程登懷

「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是書評書目社主辦的「每月座談」的第三次，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師大教授張玉法先生主講。是夜大雨滂沱，張先生的衣髮都為雨水淋濕了。

張玉法先生是學歷史的，從事學術研究已三十年，從未輟止，他新出版的《中國現代史》被學術界公認為國內最完整最有價值的一本現代史的鉅著。張先生在分析「五四」的背景和內容時，都表現出一位嚴謹歷史家的特色。他說：

五四運動有人稱之為「啟蒙運動」，又有人稱為「新文化運動」。個人喜歡「啟蒙運動」的名稱，因為比較能廣泛的、具體的表示「五四運動」的意義。從廣義的角度看，五四運動是一個思想上的啟蒙運動。

如果從狹義方面上看，五四運動只是一項學生的愛國運動。從民國八年五月到六月期間，由學生愛國情緒導發的一項運動，有其時間性。在歷史上，它是一個點。

但是從「思想啟蒙」來看，它的時限很難界定，卻能包涵較多的內容和層面。我們就從這一個角度來談：「啟蒙」有大轉變和大發展的意思，它的時間如何呢？

有人認為應該從胡適倡導白話文開始，也有一般人以為從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開始。總之，民國三、四年是中國思想界一個大變動的時候，在那個階段中各方面也同時有所革新，這種影響很大，我們不妨從幾個例子看看。

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倡導學術獨立，標舉出教育界的理想。新文化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是很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此外，像破除迷信，關心貧苦大眾，都是五四啟蒙這一個時期的特徵。我們看到這些歷史的現象，不禁想追問，為什麼會發生在那個時代？為什麼在其他時代都沒有？

當然這是由很多內在、外在的因素促成的。這些因素，大致可分成四方面。

第一方面要從歷史的演變上看。民國初年開始的這個啟蒙運動，主要是對傳統的、舊的文化和社會不滿。這種不滿並不是從那時期才產生，在清末政治改革時代就發生了。戊戌政變當中，被殺害的譚嗣同，在沒有被害之前，一直急切的想把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改變，他寫了一本《仁學》，特別強調人要衝破現實上種種的「網羅」。他說，人要衝破利祿的網羅，人要衝破考試辭章的網羅，人要衝破君主的網羅。他看到當時知識份子被功名利祿網羅，放棄了知識人該有的抱負和使命，不再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而是一味的認同滿清政府，追求個人的權勢享受。他也看到許多知識份子被八股文章網羅，一生求的是科考功名，對「文章經國」之事，完全忽略。他又看到知識份子被所謂的君臣大義所網羅，沒有了真正的公理。譚嗣同認為要真正地改革時代，必須先革除這些網羅。梁啟超也是一個不滿當時代的人。在戊戌政變失敗後，他跑到日本去了《新民叢報》，鼓舞了許多新思想。其中最有意義的一個思想是「新民」思想。他的終極期望是把中國人民舊的、卑遜的、投機的個性革除，重新建立新的個性；否則，中國的改革仍然是無望的。梁啟超心目中的「新國民」有那些條件呢？他認為(1)必須要重視自由，不要輕易受人左右；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原則，不要受到蒙敝。(2)必須重視公德心，不能自私自利。(3)必須要有愛國思想，不能只抱持著家族觀念。(4)必須要有自治的能力，有自動自發的想法，不能只是依賴別人督促、別人服務。此外，他也希望「新國民」有冒險犯難的精神。

像譚嗣同、梁啟超一樣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在當時不乏其人。不滿現狀的人更多，但是他們在清末的努力都是失敗的。他們想改革中國的舊秩序、舊思想，然而，他們沒有動搖到中國那些讓他們不滿的舊秩序、舊思想。

袁世凱稱帝以及以後的軍閥亂國，都在在表示中國毫無改觀。戊戌以後的革新思想，企望把中國帶入完善境界，到這時候是完全沒有希望了，讓有心人十分失望。

回到舊的形勢裡，很容易使受西式教育的年輕人採取較激烈的手段求改變、求解放。當時有一批急於改革現狀的人，他們認為過去的改革太片斷、太表面，他們想從文化做起，把中國文化做全面調整，以做為其他改革的基礎。既要做全面調整，他們又認為必須先做全面的破壞，然後再從事全面的建設。事實上，我們今天來檢討新文化運動，確實也看到他們在破壞舊文化時，也建設了許多新文化的內容。五四運動也是如此，有時過錯，也有其功勞。上述是由歷史因素、歷史溯源流來看五四運動。

第二方面要從社會背景談。科舉制度的廢除，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社會一個大變動。自一九○五年正式廢除科舉至五四運動期間，政府並未制定一套有效的選舉人才的辦法，而受西式教育的人愈來愈多，有理想、有能力、有野心的知識份子也愈來愈多。但民初的政府受一群軍人、政客所把持，知識份子沒有出路，只好在社會其他行業、方面去發展，他們的想法、做法大多是超越傳統的，甚至超越的差距太大，速率太快，以致社會大多數人也無法接納他們；其甚者，竟視之為「洪水猛獸」，導致他們內心的不滿和反抗。新知識份子階層在政治上沒有希望，在社會上宣揚自己的思想又不被容納，使他們的不滿日增，反抗益發激烈。

新興工商業階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長足的發展，他們對當時軍閥和帝國主義國家都痛恨萬分，因為那兩個勢力都是剝削工商業階層的。因此他們很容易和新知識份子階層合流，產生抗議運動。

他們一方面看到政治的混亂，一方面覺得社會消極，因此認為要把中國從根救起，必須全面學習效法世界各國的長處；必須動員社會全體力量才能做到，婦女解放，組織學生都是基於這個因素產生的。而要求學術獨立，為的是可以自由傳播知識，自由批評不合時宜的學說制度，把西方強國的長處引進中國。由此可見得，社會因素對五四運動的產生也有很大的作用。

這三方面，我們要注意經濟的背景。清朝經濟在外國商人的控制之下，自己的民族工業一直無法發展。直到一次大戰期間，個個強國都集中精力去生產軍火，一般的產品生產量自然銳減，輸出量也自然降低，對中國的經濟壓力也降低了，因此中國的民族工業得以蓬勃發展。然而一次世界大戰迅速的結束，中國經濟受到的壓力如同以前，一次世界大戰所帶給中的希望全然幻滅。他們的經濟勢力、商業力量立刻又把中國新興的民族工業壓抑不得發展，給中國人對民族尊嚴、民族復興的寄望很大的刺激。

這些新興工商業階層大多受嚴復譯的《天演論》的影響，他們了解「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道理。他們想，今天國家不富強起來，以後會愈來愈艱難。因此對新知識份子階層倡導排外運動、抵制外貨運動，不但同情，並且支持。因為這兩個階層的心理有如此的溝通和共同的需要，所以在民國八年五月到六月期間，大學生帶領的五四運動，其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受到工商界密切的配合，其實，工商階層的配合是因經濟的影響。

第四方面是政治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期後，民族主義開始為各國普遍重視；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主張，如保障弱小國家的獨立、民族自決、廢止秘密外交等口號，對中國的知識份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中國當時受秘密外交之害很甚，軍閥勾結外國造成政治不能獨立，讓知識份子很憤怒，一般老百姓生活苦自然也不滿這種現象。另一方面，歐洲在政治上也產生大變動，如產生許多新的共和國、婦女參政、蘇俄革命成功，都給予國人很大的鼓舞。國際上有這麼多的變動，這麼多的理想，而中國正愈趨反向。辛亥革命成功所建立的共和與理想被袁世凱及軍閥破壞了，回到政治的專制裡，社會上的舊勢力、權威主義、崇古思想重新抬頭，那些思想進步的青年無法發展自己的才幹理想，而北洋政府附著帝國主義，也很少顧及國內年輕人的要求和人民的痛苦，他們跟老百姓、學生都非常隔閡。新起的一代尤其富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對不求進步的北洋政府當然懷著不滿的情緒和敵意。

在五四運動前後，我們明顯地看到，政治領導階層腐敗無能、私慾薰心。社會領導階層──新知識份子和新興工商業階層──充滿改革的理想，然兩者無法溝通，各行其是，最後形成對立。社會領導階層順應時代潮流，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終於躍而為政治領導階層。這個新興的政治領導可由中國國民黨做代表。

五四運動從思想啟蒙開始，最大的收穫是北伐的成功，五四運動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也最能透徹。

張玉法先生講完後，他嚴謹的分析和肯定五四運動的積極意義，聽眾都熱烈地為他鼓掌。

主席又請齊益壽先生談五四運動和文學的關係，齊教授很簡略的分析了，最後他表示，文學離不開人生現實，也離不開政治社會；文學有其民族性、時代性和歷史意義，所以，一個文學家必須深入的觀察社會、時代，建立自己的理想、原則和人生觀，然後才能恰如其分的創作文學作品，來彌補人類靈魂的創痕，來激發人類深存的愛，促進社會進步。齊教授講完了，何欣先生和周玉山先生也相繼發言或提出問題。張玉法先生對各個問題均予以答覆，最後，他強調自己不是一個研究五四運動的專家，因此他的意見看法均不是定論，聽眾又為他的謙虛鼓掌。

座談會到九時半結束，雨還在下著，但是大家的熱情仍然延續著，我想，它更會繼續滋長在每一顆熱愛自己民族的心頭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