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陽關林寺,相傳是埋葬蜀漢名將關羽首級的地方(Image via Shutterstock.com)
毫無疑問,宋初以來,在與那些危及地方社區甚至帝國生存的暴力威脅相抗爭的過程中,關羽神祇扮演重要的角色。身為一名曾經令人聞風喪膽的將軍,他的歷史聲名沒有被人遺忘,或者也可以說在他成神後,他的歷史名聲又被人們所憶起。儘管我們現在把災難都分別貼上匪亂、造反、瘟疫、饑荒和乾旱等標籤,但當時的人們都認為地方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危險是由惡魔導致的,這些惡魔與其他生物一樣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地方百姓擁有非常廣泛的信仰及實踐方式,這些都會幫助他們去應付惡魔的攻擊,而向類似關公這樣的神靈祈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宗教活動使人們有機會處理自身的恐懼和擔心。允許個人和地方社群舉行宗教儀式有助於安撫眾人,保證團結一致,共同抵禦危難。事後他們則會編造出某種解釋性的敘述,透過這一方式,人們可以步調一致地對神奇的保護行動表示感恩,或者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為災難性事件畫上句號。將一切歸於神意有助於社區共同體的形成,而這種意識會被銘刻於金石,會被保存在故事和集體性的歡慶活動中,甚至可以體現為一座廟宇的新修和重建。
將關公視為崇寧真君的道教儀式文書也提供一些標準的符咒,有助於人們擺脫厄運,比如有一道符咒教導人們如何「驅除惡魔,先截其身,後斬其首」;另一道符咒則被用於催生、治病及祈嗣,將符咒和水吞服便能生效;然而,另外一道符則是一道可以召喚風、雷、電、雨的指令,對於驅除惡魔、治療疾病非常有效,也允許人們進入幻境。所以,關羽神祇的職能是非常廣泛的,儘管其中的一些在接下來幾個世紀中有所變化。崇寧真君並非地方社區的保護者,地方百姓無法直接召喚神靈布雨、對抗邪魔、驅逐匪徒或者野蠻人,他反而是為儀式專家的目標服務,這些儀式專家僅僅將其視為另一個可以聽從其指揮的冥界將軍。
在早期,關羽神祇更常被認為是一個驅魔者,祂的這一角色於《元史》中得到確認。《元史》中提到一二七○年大都(今北京)祈求平安的盛大遊行,其中有人抬著「監壇漢關羽神轎」。遊行者有僧侶和樂師、御林軍,甚至皇帝。這次巡遊被稱作「白傘蓋佛事」,人們誦念著威力強大的陀羅尼經文和咒語,以抵禦惡魔的攻擊。當時的蒙古朝廷處於藏傳佛教首領八思巴的領導下,這一事件是該朝廷意圖使其統治合法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而八思巴已經指出,忽必烈汗是全天下的統治者、「轉輪王」的化身。大都的主城門前懸掛一金輪,白傘華蓋置於忽必烈的車架之上,以彈壓惡魔護佑朝廷。儘管人們打算每年舉行一次這樣的巡遊活動,不過在一三五四年各地叛亂四起,元朝的末代皇帝試圖重新組織巡遊,這一事實表明一二七○年以後這項活動未能有規律地按時舉行。
無論後來的走向如何,該巡遊活動肯定是當時一項主要的政治和宗教事件。儘管儀式活動是在西藏儀式專家的指導下進行的,但誦念陀羅尼經並非只是這些僧侶的特權,當時的人們都廣泛參與其中。這些原始的經文中並沒有關公的身影,不過肯定有普通的中國神祇被包含其中。將關羽神祇稱為「監壇神」的表述,表明祂的作用是要保證祭壇上所有法器的安全,使其免受邪魔的影響。儘管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祂會成為「監壇神」,但可以推測這肯定和祂作為一個軍神與驅魔神在地方社會的受歡迎程度相關。
在接下來幾個世紀中,關羽仍然承擔驅魔神的角色。比如在十六世紀晚期,當一條龍破壞大運河上的水利設施時,作為驅魔者的關羽神祇便發揮作用。大運河是連接江南和首都北京的大動脈,它出現任何問題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感謝水利官員潘季馴(一五二一–一五九五)的奏疏,以及他的一位已經致仕居家的朋友董份(一五一○–一五九五),為我們提供關於這一事件的異常豐富資料。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些奏疏來自潘季馴的親身經歷,然而因為被寫成報告,很少摻入其個人情感,所以又有些不像回憶錄。同樣地,他朋友的作品是在潘季馴經歷的基礎上寫成的,確實提供我們很多資訊,但是同樣缺乏回憶錄的相關要素。
潘季馴來自湖州府,這是浙江西部一個以絲綢生產聞名的地方。一五六五年至一五八○年,他先後四次被任命總理黃河與運河事務。在此期間,他試圖貫徹落實解決黃河淤積問題的部分方案,該方案包括為黃河河道清淤、拓深河道以加快水流速度,並且讓黃河與淮河實現強力的合流。他希望透過加快水流速度清除黃河上游帶來的大部分沉積物。這個計畫中關鍵的一步是,一五七八年至一五七九年洪澤湖上的高家壩合龍。這個大壩將黃河與淮河兩個灌溉系統分開來,而合龍則會讓淮河水不致因為直接沖過水壩而減少動能,卻可以透過升高水位,開足馬力向黃河奔騰而去。潘季馴的解決方案一直是此後所有(治黃)方法的出發點,直到一八二五年發生運河(阻塞的)危機。當然,就主要領導者潘季馴的親身感知而言,關公(神祇)在高家壩合龍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在一份呈送給皇帝的奏疏中,潘季馴描述大壩最後合龍時面臨的問題。一個當地的農夫報告,最近的雷暴使得堤壩上有了一個很大的缺口,大量的「龍骨」裸露在外。當地百姓和商人聞訊,運走數十磅的骨頭,因為這些骨頭可以在藥材製造商那裡售得高價。龍骨的形狀像馬頭,質地則堅硬如石。潘季馴聽說神龍無腦,龍骨黏舌,所以親自進行試驗,結果完全與傳聞相符。根據潘季馴的說法,屬下曾經告訴他,此地有一水怪,水勢凶險。一五七七年,張真人路過該地,地方官員請求他建祭壇祭祀,真人將製造的五十枚鐵籤擲於水中,以求鎮壓或安撫水怪,但卻沒有成功。潘季馴認為,是當時的雷暴最終剷除了那條龍,使得大壩的合龍成為可能。他還把一些龍骨,包括龍的頭和腳,送到京城的內閣中。
這份由潘季馴所寫的特別奏疏並未明確地指出有任何神明力量參與,儘管似乎所有人都將巨龍之死歸功於神靈。在中國人的世界觀裡,打雷(或閃電)是一種超自然的懲罰形式,所以很可能潘季馴提及雷暴時有這方面的意涵在內。天神涉足於對水怪的處理,表明人們將後者視為一種異端邪魔,必須透過驅魔儀式將其消滅。一份由潘季馴撰寫的較早一些的奏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點。一五七一年初,在第二任期內,潘季馴請求將邳縣一個水利項目結餘的一部分用於重建當地的一座廟宇。據他所說,這一地區由四條金龍和祂們的將軍監管,包括關公在內。隨後,他強調這些神靈的合法性,至於對關公的祭祀,則是因為祂曾經保衛這片區域。我們從另外一些史料中得知,潘季馴曾經坐船前往周邊地區視察,大風差點傾覆了小舟,但是神靈顯應,風雨驟停,他最終獲救。很明顯地,關公早在一五七八年至一五七九年高家壩最終合龍之前,就已經存在他的腦海中。潘季馴並非唯一一位感到有神靈相助的人。至少從十四世紀初以來,那些行舟於呂梁附近並要橫渡黃河的船夫們,便會在湍急的河流中崇祀關公。數個世紀以來,有大量的筆記資料講述祂施展神力、保護水上旅行者的事蹟。
更令人感興趣的是,豎立於湖州某關帝廟中的一方碑刻。該廟由出生於湖州的潘季馴捐助建造,那方碑刻則由他的朋友董份撰寫,碑刻的相關內容又來自潘季馴本人的經歷。根據董份的說法,潘季馴曾經夢見獲得關羽神祇的幫助。醒來後,高家壩上的人群正嚷嚷著說有一尊關羽神像從水面向他們漂來,這一場景和他在夢境中所見一模一樣。因此,他下定決心在某一天必須完成大壩的合龍,結果在那天大潮突然快速退去,雲開日現,河水也變得清淺澄澈,他的手下得以一氣呵成地使大壩合龍。潘季馴將此歸因於他曾經對神靈許諾在淮河上為其建造一座廟宇,然而現在他又花錢在家鄉湖州建造另一座神廟。就此事而言,潘季馴在向皇帝彙報時沒有提及個人夢境,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宗教因素並不適合出現於奏疏中。在那方碑刻中,董份非常詳細地描述潘季馴與關羽神祇之間長久的個人聯繫,從他掌管黃河水利工程時出現的奇蹟,到他時常參拜自己資助建設的廟宇等,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認為相關的敘述內容來自潘季馴本人。
稍晚一些的資料對潘季馴和董份的敘述作了進一步的闡釋,它們表明當時的事件如何對人們的想像產生影響──這裡的「人們」並非指那些沒有文化的鄉人,而是指精英階層。根據蔡獻臣在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一七年寫的關公傳記,有一次關公在潘季馴的夢境中現身,並提醒他注意觀察自己的大刀指向何處。第二天,地上出現數里長的裂口,潘季馴(或是他的部下)在裡面發現毒龍的兩個頭顱,隨後它們被送往京城。這個故事和潘季馴與董份提供的差別還不算大,但是接下去的一則敘事則對「奇蹟」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十八世紀中葉,王椷寫道,潘季馴是一位虔誠的關公信徒(他以關羽之後的封號「關帝」稱呼神祇),曾經在神前默默地誠心禱告。有一天,他夢見神祇,後者在夢中解釋有巨蟒作怪。指示潘季馴準備幾百擔石灰,在某個時間點把它們灑在運河中。潘季馴依此而行。由於資料中說河水像燒開一樣沸騰不已,所以有可能潘季馴讓手下拋灑的是熟石灰,它與河水產生劇烈的反應,並且把所有的生物都燒死了。無論如何,最後兩條蟒蛇現身,雲層中出現一道白光擊中牠們的頭顱,巨蟒由此斃命,河水完全被染紅了。大壩得以順利完工。潘季馴回到家鄉後,為了對神靈表示感謝,修建了一座廟宇。
現在潘季馴個人也相信是巨龍妨礙水利工程的進展,大量恐龍或者其他大型動物化石的發現也許影響這一觀念的形成,因為全世界都把這些化石視為龍骨。很明顯地,人們廣泛接受這一觀點,將其認定為事實。這一故事與最早關公在鹽池殲滅巨龍的傳說若合符節,此後如蔡獻臣和王椷等人所提供的相關敘事,只是進一步釐清相關情節。這些不同版本的敘事極大地提升晚明時期關羽神祇在文人中的名聲,創造出一種儘管是虛構,但卻非常有力的歷史記憶。那些同樣參與水利工程的不知名人士肯定也有自己的版本,然而我們已經無法知悉他們的故事了。
在以下一則由錢希言(活躍於一六○一–一六一三左右)講述的故事中,可以發現另一種不同尋常的驅邪方式,在這個故事中,真實生活中的暴力與驅邪活動中的暴力混雜在一起。我們將在第七章中再次遇到錢希言,他個人對關公信仰非常感興趣,並且熱衷於記錄超自然現象。幾經遷轉後,來自江南吳江縣的沈三官成為陝西西部的一位副將。有一次他坐在家中,看到面前的大樹下有一個奇怪的動物在活動。他派人抓捕,但是沒有成功。沈三官怒從中來,下令士兵將大樹伐倒,將樹幹移走。當天晚上熄燈後,他看到一個生物飛降在自己的床榻前,不停地旋轉,當我們故事的主人公試圖去抓住牠時,牠變得越來越小,直到跟蜣螂一樣大。之後從沈三官的大拇指進入他的胳膊,再透過胳膊和大腿進入他的身體。沈三官非常恐懼,卻無法將牠驅趕出來。有一天,從他的身體裡突然傳出一個聲音,說侵入他身體的是一隻暫時被天庭驅逐的天狐。由於牠賴以棲居修行的大樹被沈氏下令砍毀,所以只能借居於沈三官的身體中。這隻天狐懇請沈氏讓牠完成自身的修行。很顯然這並非一般性地占用(身體),這位官員因為自身的舉動導致這一不幸的發生。天狐的意思是牠最終將自願離去,但我們的主人公並不這麼認為,所以變得非常憤怒:
明日為文以詛皇天,其夜又自聞腸中語曰:奈何理某於上帝乎?帝今命關壯繆來討,明日某當出戰,將軍能相為助否?沈笑曰:沈三郎雖懦,猶能佐天神之威,翦除妖魅焉,肯助汝為虐哉?及明果去。沈覺體中輕奕,頗異於常。急敕將吏陳兵仗於庭。沈身自環甲胄而立大旗下。其日向午,倏有風雷暴至,埃霧漲天,稍定,微聞雲際似數百人鼓噪聲,少頃,空中墜黑毛數鬥,殷血淋漓。軍士歡呼,相謂曰:老魅死矣。於是椎牛犒饗。
然而,故事並沒有結束。在沈三官回家後,一個聲音像往常一樣再次從他的身體中傳出,牠責怪沈三官說,神靈只是消滅了牠的皮囊,但是牠的「本來面目」還在。牠再次向將軍許諾說,自己只是需要完成修行,之後將自行離去。故事的結局尚可,沈將軍沒有進一步受到傷害。有趣的是,帶有暴力的驅魔活動與軍隊潛在的暴力,似乎在同一個層面上發揮作用。在這個個案中,神聖的暴力無疑是獲得肯定的,其結果就是殲滅那隻可憐狐狸的皮囊。天狐在另一個意義上倖存,因為牠透過長時間的修煉已經獲得「本來面目」,這並不表明暴力是無效的。很難確認錢希言講述的內容,有多少是來自沈三官的親身體驗,儘管很明顯他試圖將其視為實錄而非某種奇思妙想。
此外,還有大量關於關羽神祇幫助人們驅除邪魔怪物的故事,我們已經無法羅列更多。人們是否召喚神祇前來廟宇中或者個人房屋的屋頂上驅邪,取決於祂在當地的受歡迎程度。艾約瑟(Joseph Edkins)觀察到一八六○、一八七○年代,針對邪魔外道,北京居民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抵禦和自我保護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在屋頂上放置一尊關帝像,來保護房屋和其中的住戶。大英博物館中藏有一片瓦當,上面塑有騎在馬上的關羽像;我們很容易判斷出神祇的身分,因為祂正手捋三綹長髯。(參見下圖)我們同樣可以在其他地方發現用瓦將或者中國風格的獅子來辟邪的風俗,之所以用關羽僅僅是一種地方性的行為。類似地,人們也能夠在一些用於驅邪的印刷品上發現祂,上面印有這樣的語句:「武聖在此,諸邪趨避;百事吉祥,人口平安。」
考慮到這一神祇分布的廣泛程度,很奇怪人們還是會看到邪魔,但事實確實如此,然後他們才會不時地請求關公幫助。一八四六年五、六月間,宣稱紙魅正四處遊蕩的謠言在江南地區傳播。寧波同樣受到這些謠言影響,有人預言這些紙魅將會進城,導致一場大劫。整座城市彌漫著恐慌情緒,一些人親眼見到邪魔,而另一些人則看到魔鬼鳥,人們互相鞭笞,並且很詭異地丟失自己的髮辮等。有人誦念《易經》抵抗邪魔入侵;另一些人則在門上黏貼靈籤。但是這些手段都不能奏效,無奈之下,人們抬出關壯繆(即關公)的塑像繞城巡遊,穿行於大街小巷。關公塑像身著盛裝,儀仗畢具,人們還燃放大量的爆竹。此後,大家安寧下來,謠言也停止傳播,整座城市最終恢復如常。這則史料不僅展示關公崇拜的重要性,還表明存在多種形式的驅邪方法和預防手段。
圖說:塑有關公像的瓦當。類似這樣的瓦當現在已經很難看到,因為絕大部分已經在歷次戰爭和二十世紀的政治運動中被毀。大英博物館授權使用。©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圖片來源:聯經出版
關公在保護百姓或者相關地區免受夷狄、賊匪、海盜和叛軍侵襲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通常會被記錄在一些紀念性的碑刻上,這些碑刻會出現在神廟中的醒目位置。文獻中最早提及的廟宇之一建造於一一○九年的解州聞喜縣,為了答謝關羽保護地方軍隊、成功擊退匪徒修建。僅僅過了十幾年,當一一二八年二月長安附近被女真軍隊圍困時,有人撰寫了〈勸勇文〉,懸掛在當地的關帝廟中,以激勵奮勇殺敵,因為在人們心中,關公作為武神會給人更多的勇氣。解州西部的鞏昌有一座較早的神廟,據說在一一六一年至一一八九年,鞏昌縣城被匪徒包圍時,關公帶領軍隊現身解圍,所以才會建有此廟。在接下來幾個世紀,有很多關於神祇顯靈保護地方抵抗匪徒、海盜的例子,不勝枚舉。
神祇的保護行動總是與當地歷史上的大事件密切相關,以上提及祂在華北現身顯靈的例子與這一地區的軍事史也聯繫在一起,這段歷史既包括北宋滅亡前華北地方的不靖(比如一一○九年前的聞喜縣),也包括北方(稍後被金所占領)和西夏之間連續不斷的衝突(比如一一七五年左右的鞏昌)。早在一一三○年左右,祂在臨川(位於江西撫州)對地方的支持便與南宋早期的軍事爭端有關。元末,祂顯聖於大都以東邢臺的城牆上,以驅離地方叛軍,當時蒙古在整個中國的統治正在分崩離析。十五世紀早期,關羽神祇為那些來自邵武(福建北部)的兵士提供支持,這些士兵參與由鄭和組織並部分由其領導的海上遠征。在這方面,天妃或者媽祖的顯靈護佑更為人知,但是天妃更多的是獲得海事航運人員崇拜,而關帝很明顯更受船上軍士喜愛。同樣是在十五世紀早期,華北地區不斷發生匪亂,在那裡關羽也經常顯靈。在河北滄州,關帝廟位於府衙東南。正德年間,流賊橫行,人們敲鐘鳴警,希望互相激勵保衛城市,盜賊圍城七日七夜後撤退,人們對神靈護佑感恩不已。在明代的大部分時間中,華北地方匪亂持續,而類似的關帝顯靈也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地方文獻中。
一五五○年代,主要在江南地區發生的所謂倭寇之亂,再次為關公顯靈提供大量的機會,同時也間接提高神祇在當地的受歡迎程度。之前人們認為這些匪徒來自日本,所以稱之為倭寇,然而事實上他們大部分有著中國血統。位於泰州府(江蘇)的興化縣,當時對關王的崇拜仍然局限於道觀的祭壇中,這表明是道教的驅魔專家使神祇實現了地方化。一五五八年,「島夷」(毫無疑問指的是倭寇)進逼,當地百姓開始向關公祈求幫助。地方官員帶領子民在神前發誓,要仿效忠義的神靈,保護他們的城市,如果神祇幫助他們,他就會建造一座完全屬於關羽神靈的廟宇。由於盜匪最終沒有進擊,衙門旁邊的一座祭壇被改造為關帝廟,因為原來的那座祭壇並不符合祭法的規定。這樣一來,關公最終在興化縣擁有一座體面的廟宇。
相信神靈護佑的可能是地方官員,但也有可能是普通士兵。來自南京(《金陵瑣事》)的作者周暉(一五四六–一六一○後)蒐集一些地方逸事,它們都與一位不識字但卻非常勇猛的當地衛戍部隊的士兵有關,他叫陳忠。當時,正好有一位重要的官員借宿於揚州城外的關王廟,陳忠則宿於三里之外,一天晚上他夢到關公手持牙笏──這是一種朝廷官員和道士都會使用的儀式性用具,神靈用牙笏寫了一個「火」字,並指了一個方向。陳忠半夜醒來,帶領一隊士兵趕往關王廟。在那裡,他看到倭寇正在放火燒廟。當時,他手下的士兵太少,無法正面迎戰盜賊,只得拆除廟宇邊牆,成功救出那位官員。之後他們又成功擊敗了倭寇,共殺死了七十二名盜賊。作為一名軍士,陳忠當然也崇奉關公,而且身為一名職業軍人,他本該覺察到即將到來的攻擊,就當代人的觀察而言,創造奇蹟以及在神明的指點下獲得先見之明,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大約與此同時,在浙江南部的太平縣,關羽神祇同樣在關鍵的時刻顯靈。
嘉靖己巳倭薄台(州),太平城且陷,忽關聖帝現身木末,倭驚乃遁。今邑人祠祀甚謹,縣令亦脩朔望禮。五月十三為社會,魚龍百戲,窮極奢麗,計費不下千金。其現神之木是南城儒學樟樹,陰蔽數畝。
該文寫於一六三○年代左右,事實上作者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搞錯了這些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很明顯地,關於賽會活動的民眾口述以及當時尚可憶及的過往歷史,包括對那棵樹的確認(所有的事情都在其周邊發生)等,是作者論述的基礎。這個由神蹟事件所觸發的賽會活動變成一個城市社區每年都會舉行向神靈表達敬意的活動。當時(類似的活動)遍布於江南各地,各地方志中都有關公顯聖,隨後地方廟宇獲得擴建的記載。
以下一則故事揭示地方精英和官員在選擇合適的神祇祈求護佑時,抱持的某些潛在動機。當倭寇在一五五五年向會稽縣城方向聚集時,當地一位名叫田藝蘅的年輕文人召集大約一千名鄉兵保衛城鎮。他以包羅萬象的札記聞名於世,其中就包括以下這則逸事。有趣的是,從中可以發現他年輕時有點像一位煽動家。
(田藝蘅)猶恐人心不安,乃擇日築高壇於西郊,以順金方肅殺之氣,刑牲歃血,為文告天,以求助於古今名將自武成王而下三十餘人。後賊臨方山,四日不退,鄉兵迎敵,不戰而遁。四方被擄人回云:賊人西望,見雲中神兵眾多,金甲神將形甚長大,旗幟分明,是以不敢交戰而去也。
這裡並沒有明確提到關羽,但文中提到的武成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神祇,祂是唐代最主要的戰神,明初對祂的崇拜中斷了,直到一五三六年才再次復興。所以接受田藝蘅禱告的是一位獲得(官方)認可的神靈,儘管在地方精英和普通民眾中,知道這一神靈的人還不是很多。田藝蘅非常重視神祇的正統性,但在該故事剩下的內容中也提到祈拜非正統神靈的例子。「方倭寇焚燒湖市,城中官府及士夫就寺觀設醮燒香,祈保退敵者。」很明顯地,對田藝蘅而言,核心問題是圍繞神靈舉行的儀式是否具有正當性。與此同時,他的講述也表明人們對何者為正神有著不同的看法,並非完全與官方一致。因此在地方實踐層面,人們有不同的選擇,即使地方官員和精英也是如此,儘管他們本應完全認同官方認可的神靈。選擇(崇拜)關公當然是因為祂的聲譽和受歡迎程度,到了晚明時期,關公在口頭傳說和文本資料中所呈現出的「資質」,已經完全可以讓祂在所有的文化和政治層面都被認可為一位正神。
從晚明到清初,甚至民國時期,中國發生的所有主要動亂,都可從關公及其他地方神祇顯靈干預的角度加以書寫。這樣的歷史未免有些重複。我想考察一些相反的個案,在這些例子中,人們也希望神靈支持自己,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這些行動卻不應該獲得支持。所以這些個案表明地方民眾,而非國家,是如何塑造偶像的。比如清朝建立後,在常熟縣和無錫縣,有人想聚眾作亂,一位處世精明者想要阻止他們這麼做:
乃號於眾曰:某村關帝廟甚靈,盍禱於帝,取周將軍鐵刀,重百二十斤者,投河以卜之,沉則敗,不可起兵,浮則勝,可以起兵。
很自然,他認為大刀肯定會下沉。但是當他們祭拜神靈、實施計畫時,大刀像香蕉葉一樣浮在水面上。很有可能廟裡的大刀是用木頭做的,正如我們在後面的其他故事中將看到的那樣。無論如何,這群人還是起兵了,但很快就被朝廷的軍隊殲滅殆盡。根據這則逸事的標題──「鬼神欺人以應劫數」,神祇欺騙他們是為了讓這些叛亂者得到應有的下場。與此同時,這個故事表明盜賊和叛亂者也會為了預知某種可能性而祭拜關公。
與此類似,地方社群出於自身目的而利用關公崇拜的另一個例子是,帝制晚期以來三合會對祂的祭拜。三合會誓詞的某些版本參考虛構的劉備、關羽和張飛桃園結義時的誓言,有時,他們會選擇神祇的生日──但是僅僅選擇五月十三日這個版本來締結盟約。正如胡小偉指出的,關公故事除了會出現在書面文本外,同樣也會體現在儀式中。然而,記錄在清代檔案和(東南亞)殖民地文獻中的口供卻表明,那些表現關公忠誠正義形象的故事並不處於三合會儀式活動和神話傳說的中心。
三合會通常被視為犯罪集團,從十八世紀晚期一直到現在,他們在華南和遍布東南亞的海外(華人)社區中非常活躍。然而,他們當然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犯罪集團,他們的自我認知決定了他們對關公形象的想像。正如文學作品、歷史傳統和口頭傳說對關羽神祇的描繪,三合會也忠於一個逝去的王朝。本來在清朝受到外敵威脅時,他們表明自己效忠於清政府;但是當清朝統治者背叛他們,甚至試圖將他們斬草除根後,他們轉而忠於明朝皇室的後裔。因此從他們的角度看,將關公作為一個絕對忠誠的象徵加以崇拜是完全合法,也是令人信服的行為。歷來香港警察對關公的崇拜同樣可以歸入這一類型,他們也宣稱關公是自己的文化根脈。
正義和忠誠並不僅僅只對地方社區和王朝國家及其代理者有價值,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不安分的年輕人也會將關羽神祇置於他們儀式的中心。江南黃巖縣的案例便是如此。三藩之亂期間(一六七三–一六八一),關公曾經協助擊敗當地的叛軍和土匪。地方神靈賽會期間「少年爭赴關廟焚香結義,鄉傭各罷役,舉刀角力為戲」。作者評論說這正是很多地方械鬥的起源。類似地,我們知道有一群無賴組成崇拜關公的會社,每年五月十三日都會大擺宴筵。有一次,我們故事的主人公在神前發誓要痛改前非,之後他差點病死,但在半夜得以復生。他宣稱自己已經到了陰曹地府,在那裡準備接受重笞,關聖帝君說情救了他,幫他重生,而條件則是要遵守之前的誓言。所以,很明顯無賴認為他們可以把關公作為群體的中心崇拜對象,但這個故事的講述者使情節發生扭轉,說明最終關公還是會幫助那些秉性良善或者試圖變得良善的人。在這些例子中,我們僅僅能看到士紳作為旁觀者的道德評判,但仍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正義和忠誠同樣受到這些邊緣群體的歡迎,正如它們受到地方社區和朝廷的歡迎一樣。
【本文為《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像》第六章〈布雨護民〉摘文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