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是我們的文化遺產（示意圖，北京歷史博物館藏《春秋左傳》， Image via Shutterstock.com）

前言：「漢字偵查課」致讀者

我退休後開始自學甲骨文，基本上是基於編輯職業的慣性；對用字認真了三十年，甲骨文夠陌生、夠深奧，值得用來打磨退休後空下來的大腦，避免大腦退化。

但很快我就發現甲骨文學習完全不同於過去文字學的經驗，甲骨文是跨學門的。辨認甲骨文字需要有古文字（大小篆、隸書）基礎，嫻熟傳世古籍，能廣泛檢索卜辭用例，再加上上古時期的天文、地理、曆法、物種、族群、神話、文化、器物、考古、聲韻，兼及世界其他人類學研究的知識作為參證。

從甲骨初代學者羅振玉、王國維開始，由於他們舊學深邃，本身又是金石名家，研究路向就是文史兼融，多方查證。王國維自己就提出甲骨研究的「二重證據法」作為研究標竿。認為今日除了「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可以相互印證，不能單據一邊立論。如今二重證據法已經成為甲骨研究的準則，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直接看圖說故事，你需要加上其他領域的證據才行。

所以讀一篇甲骨文字研究，所得通常是跨學門的；解析「王」字可以理解青銅鉞的王權象徵，認識「坐」字可以複習上古跪坐姿勢在日常生活的儀式性質，探討「龍」字更是集合古天文學、生態學、民族學、神話學一爐共治。 

字不只是字，更是一頁文化的載體，帶著上古造字的背景，加上歷史演變中使用那個字產生的脈絡，一路傳遞到今天。

越早出現的字，對上古生活越重要，而越經過時代篩選到現代還在用的字，文化的沈澱越深（甲骨文至今可辨認的不同構形大約五千字，已經識讀確認的大約一千五百，剩下三千多字多屬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今天已廢棄不用）。

我開始覺得透過文字的溯源理解，不只是在做文字學的功課，也是在做文化史的功課。越是常用字，越保留了傳遞數千年的文化訊息與使用語境；它們是沉澱在漢字筆畫中的文化史。

學習漢字的同時，如果我們也能把沉澱其中的文化「喚醒」，讓學習更深刻，順便也增加讀者對華夏文化的理解，這會不會是更有意思，甚至是更有效的漢字學習法呢？

我帶著這樣的願望開始了本專欄的寫作。

文言文那麼難，距離現代生活那麼遠，除非你的工作是在殯儀館念祭文，否則有誰在離開學校之後還碰得到文言、用得到文言呢？這種對現代生活毫無意義的死語言，還有必要在國民教育課程裡，浪費寶貴的學分時數去教、去學嗎？

答案是毫無疑問的：有必要。

不是因為學文言可以提升語文能力，強化倫理道德，或增進智慧，促進美學素養，或傳承文化。這些都不是學習文言的重點。重點在於文言文是我們的文化遺產，並且是團結台灣的象徵。維護文化遺產，增加台灣的團結力量，沒有什麼比尊重文言文以及其後所代表的古典世界更重要的了。

古典世界是真實的存在，並非死亡的化石

從正體漢字這樣的文化遺產，到文言古文這樣的文化遺產，台灣人對傳統文化的認知歧視實在偏頗得讓人驚嘆。對正體字我們用所有的力氣擁抱，為它付出，為它辯護，為它感覺榮辱與共；但對文言文，我們則盡其所能嘲笑貶抑，認為它落伍、退化、不合時宜、毫無意義，應該從國文課本裡消失。

這中間的差別理由是什麼？同樣是文化遺產，何厚此而薄彼？只因為文言比較難，用的人比較少，批評起來方便，為他辯護的人講不出美妙的道理嗎？文言文作為意識形態討伐的對象，沒有什麼比它更好攻擊的了。

在「去中國化」流行的年代，台灣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曾經有一度以為任何「與中國相關」的東西都應該去之而後快。但大部分時候反對者只反對了名目上的東西，例如把中船改成台船，把中肯改成台肯，而沒有意識到更深入骨髓的文化浸潤。

例如我們的政治新聞充斥著清君側、鍘駙馬、東廠奸人、難登大位······，這一類從舊時代挖掘回來的陳言廢語。這些陳舊的比喻為什麼流行，不是因為我們活在帝王時代，而是因為它根植在我們的文化之中，是我們的戲劇、民俗、俚語、廟會、生活，乃至潛意識所渲染的核心。

去中國化為什麼不受歡迎？因為這些深入骨髓，鑲嵌在靈魂之上的文化無法廢除。如果不徹底摧毀這底層的文化基礎，切斷這些跟靈魂同生的連結，所有的字眼上的修改都只是自愚愚人的表面文章而已。

有人會說，正是要淘汰這些陳言廢語、落伍的帝王思想沒錯啊。但討論文化議題不要忘了文化的複雜多樣、良莠同存。不妨舉個例子。

著名的紀錄片《無米樂》，描寫嘉南平原上四個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樂天知命的故事。片頭，我們會看到崑濱伯大清早就來到田間的土地廟，三炷清香朝天敬拜，一串閩南語口白流暢而出：

敬奉玉皇大帝大天尊，賜福在眾弟子，平安幸福，事業順遂，五穀豐收，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合境平安。

這就是典型的華夏傳統。宇宙觀、宗教觀、人生觀，盡在這短短的數十秒展示無遺。崑濱伯在日本殖民時代讀初中，但即使這樣也無法消去根植在文化骨髓裡的舊傳統。樂天知命是文化傳統中特別讓人讚美的質樸美德。那不只是因為道德，也因為裡面的天道觀。

崑濱伯也許不知道什麼是天道觀，但在傳統廟會、戲曲、俗諺、說唱以及鄉里日常對話的過程裡，那些從天道觀衍生的情節，自然會形塑在這種環下成長的每個人的人生價值與信念。當我們隨口說著「老天有眼」的時候，恐怕很少人意識到，這個能夠賞善罰惡的天的概念，可以沿著清明元宋一路追溯到《尚書》的時代。

你身上就清楚地烙印著古典世界的胎記

表面上我們活在充滿現代性、西方性的世界，但揭開表層，你就會發現那些古老的、看起來已經死亡的古典世界，仍然在你我身上好好地活著。

即使你可以斬釘截鐵地否認自己身上有任何文化傳統，但只要你姓著漢姓，拿著筷子，吞著月餅，吃著麻婆豆腐，立冬就想進補，感覺自己身體虛、肝火旺，過年煩惱紅包要發多少，知道叔叔、舅舅有別，惦記著不要買到路衝的房子······這個清單可以無限延伸下去。

你身上就清楚地烙印著古典世界的胎記。妙的是許多人對台灣人身上所蘊含的古典胎記一無所知，就夸夸其言大談台灣文化是全新的文化（但他仍然用傳統漢字書寫他的主張）。

例如有些人喜歡說我們現在使用的中文裡用了多少日本人製造的「中日文通用詞」（舊稱和製漢詞），因此可以論證台灣文化裡面早就累積了無數日本元素，跟中華文化已經大不相同。這種理論乍聽頗有道理，可惜禁不起分析：

一、這些中日文通用詞，有來有往，有些是日本製造傳入中土，有些是中國製造傳入日本（如地球、時代、機器、天主、物理、幾何等）。使用這些詞彙的人只是同時享受了中日雙方共同的文化遺產。

二、而這些詞彙絕大部分是為了輸入西方文明而產生的翻譯。中日雙方都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而不是中方單獨接受日本文明的洗禮。誰的翻譯好就用誰的，但這裡的重點並不是誰做了翻譯，而是翻譯後面輸入的是誰的文明。中日雙方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是西方文化的輸入國。

三、使用這些通用詞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而是整個華文世界從明末耶穌會教士輸入西學以來共同的現象。所以不幸的事實是，使用這些通用詞不只無法證明台灣的獨特性，反而剛好證明了台灣跟整個華文世界同步的一致性。

從漢字到文言文到傳統文化，這裡並沒有明顯的界線可以讓我們清楚地切割，說這些我留著，那些我不要。我們和舊傳統之間那千絲萬縷的關聯，並不是口中說無關，因此就會無關的。

「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台灣跟華文世界共享許多相同的文化遺產，這會不會對台灣的主體性造成損傷呢？不妨來看看日本的例子。在日本中學的「國語」（日本的國語就是日文）課本裡，我們會發現裡面竟然分配了大量的文言，細節如下：

其中漢文篇，全是中國古典文學，包括有寓言故事，和《史記》中的管鮑之交，雞口牛後等，唐詩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渙的《登顴雀樓》、李白的《早發白帝城》和論語中的部分章節等，份量佔《國語綜合》的三分之一。

對日本人而言，他們不只要學漢字，還要背漢文，頌漢詩，占掉三分之一「國語」課本的分量。如果在中學教育裡面讀「別人的」文言文會妨礙主體性的話，日本應該快要到滅國的程度了吧。

文化和政權是兩回事，文化和政權是兩回事，文化和政權是兩回事（據說現在流行很重要的事都要講三遍），沒有任何統屬的必然關聯。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有一句名言非常轟動，幾年前他接受雜誌訪問，記者問，離開中國大半輩子了，會不會懷念？他大氣魄地說：

「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

同理我們也可說，台灣在哪裡，華夏傳統就在那裡。傳統文化遺產是我們的財富，沒有什麼好隱諱，好像沾了別人的光。事實就是我們擁有先祖所遺，前人所宗的文化，即使台灣繼承了整個華文世界的遺產，也不代表台灣就必須成為中國統治的一省。這兩者根本沒有任何必然。

文言與古典是團結台灣的力量

承認整個華夏傳統是台灣的文化遺產，不只是對現狀的確認，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這是團結台灣的力量。

今天台灣社會之所以會有藍綠鬥爭，統獨爭議，其中有一個背景原因，就是文化認同的分裂。為了獨立，因此必須否定中華文化；為了否定中華文化，就連自己所繼承的都毫不顧惜地拋擲。而這樣的拋擲，造成了彼此心靈的裂痕。

我們應該毫不客氣地承認我們所繼承的文化，這一點也不可恥，一點也不妨礙台灣台澎金馬是個主權國家、不歸中國管轄的事實。為了害怕被管轄，整天想著自己的文化要丟掉，要否認，根本是自廢武功，徒然在台灣內部製造混亂，削弱自己的力量而已。

無論你是宣稱「中華文化是台灣的一部分」或者「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這都不妨礙文言所代表的古典世界，是塑造我們精神世界的基本成分，是讓我們可以擁有共同記憶、共同理解對話的基礎，足以形塑情感的認同。

這是台灣漢人族群之間最大的心靈公約數，如果我們不自棄守，不錯解文化獨立於政權的力量，我們可以讓台灣擁有一個讓最大多數人都接受的認同。因此我們不需要浪費力氣在虛假的議題上互相損耗，可以專心對付該對付的事情。

文言文與古典世界是台灣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別毀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