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閱讀七等生的作品，可以看見現代主義風格下的臺灣50～60年代風情（圖片來源：印刻出版）

七等生在台灣文壇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的作品〈我愛黑眼珠〉1967年發表後，引起巨大爭議，批評的聲浪如排山倒海而來，抨擊他小說中丈夫的「不道德」，竟然在洪水中背棄妻子、擁抱並且拯救了初見面的妓女。

不止是小說中人物的「敗德」遭受到攻擊，七等生始終如一的怪異文字風格也招來批評，文人劉紹銘說他的文字是「小兒麻痺的文體」，施叔青也批評七等生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說是「七等生譯」。林海音過稿後一字不改、刊登在《聯合報》副刊的〈失業、撲克、炸魷魚〉，一長串沒有標點符號、詞彙奇特敘述方式，說明了七等生文字風格¹：

已經退休半年的透西晚上八句鐘來我的屋宇時我和音樂家正靠在燈盞下的小方桌玩撲克。

不論外界如何猛烈批評，七等生仍然堅持自我，當文壇吹起一股從現代主義走向鄉土文學的寫實風格，他還是堅持本色，即使與文壇友人分道揚鑣，也在所不惜²。七等生的為人與寫作風格一言以蔽之，就是「做自己」，詩人楊牧曾說「七等生是一位非常自我的藝術家」（〈七等生小說的幻與真〉），更斷言七等生會繼續發展他那特殊的創作技巧，詩人楊牧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1979年，如今回溯七等生所有作品，果真如此。

七等生以獨特風格吸引當時一批文青成為他的讀者，他的寫作也具有特殊時代意義，由於他的寫作土壤生長在台灣四○~六○年代的鄉鎮，他創作的來源之一就是他童年生活創傷³──不自由、壓抑、貧苦，他內心黑暗世界的其中一個角落就是悲苦童年。

他所生長的時代有特殊意義，如同作家季季所說：「七等生的小說人物與主題訴求，也大多是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經歷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的變遷，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迷失的一代』。」⁴ 時隔四十多年，再去閱讀七等生作品，對照文學教授及文評家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七等生為什麼佔據台灣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一頁。

七等生叛逆又前衛，造就了他自己的傳奇，他的小說〈結婚〉和〈沙河悲歌〉曾被翻拍為影視作品，並於2010年榮獲國家文藝獎。藉由閱讀《七等生全集》，是認識這位臺灣現代文學作家的最佳方式。在七等生逝世即將五週年之際，作家楊照「靈魂的深謳-閱讀七等生全集及其人生──楊照導讀『七等生全集』（全13講線上課程＋小說工作坊）」文學課程；在一個夏天的時間，帶你一起體會七等生的幽微深情。

作為推廣，在課程上線之前，先從七等生刊登在《書評書目》的文章〈善唱洗淨的悲歌〉，認識七等生的創作風格和他的小說世界。

七等生重要作品之一──中篇小說《沙河悲歌》在1976年出版，在初版絕版後、二版發行前，七等生在二版上市一個月前，寫了一篇文章〈善唱洗淨的悲歌〉，刊登在《書評書目》第66期（1978年10月），像是在說他是在什麼樣的心情和哲學思考下創作出〈沙河悲歌〉、《耶穌的藝術》。

一切都是生命藝術性的探求

〈沙河悲歌〉的續唱並不指單獨的某個人；一個單獨個人只是一個單獨的特殊例子；一個單獨的特殊例子並不重要，也不被重視，重要的是從其個體生命史實中提出普遍人類的思想形態，也可以說將普遍的人類思想印證於具體的個人生活史實。這是現代小說藝術尋獲共鳴的指標，關懷個體生命的悲喜等於關照全體人類共通的情感。一個時代過去了，另一個表面更新的時代依然存在著不變的生命內在的暗流；獲得新生活經驗的形式改變了，但基本的生命主旨和精神則原本不變；古代人對生活環境，對生命本身，對自然宇宙，對所有一切形上與形下的思想，對現代人而言，依然還在做同樣的沉思；歷史在演進，但個體的存在問題依然不更變。我們是否生存於過去的時代，或活在未來的時空，都沒有多少差別，因為快樂或苦痛的感受不可能遽然離開生命個體。一個作品在回顧和檢討過去時代的經驗時，事實上也在反應目前切身的現實，對於未來同樣還具有效用；一個選擇外在體裁的作品，事實上也在這杜撰的故事反映著作者本身；即或是一本誠實和懺悔的自傳，事實上也在反應廣大的時空世界，許多個色各樣的人的影像和作者的影像重疊交混，故事中的人物根本沒有他單獨個人的特殊意義，而是普遍人類共通的意義。⁵

七等生這段話像是在說他的創作來自於生活經驗的提煉──提煉出生命的藝術性；他的小說藝術內含對於生命藝術的哲學性思考。用楊牧老師引述七等生詩集《五年集》的序文，對照來看，更能理解七等生的創作理念：

隨冬日後寫下春天沒有一首，是思維的連繫。那年新生戲院焚燒，情景觸人；和尚王海龍犯姦殺伏法；娛樂界初展姿眉；越南戰況慘烈；臺灣試種蘋果成功，皆是不可拭掉的現實世界。

《五年集》序文「記載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間他在臺北所渡過的波希米亞式生活。七等生的記載雖然零落散漫，但對於同樣經歷過那種生活的人而言，那記載正是一個年輕藝術家的自畫像，感人至深。」；上述「那些大小事故對他和他的朋友鄰居說固然是現實，然而現實如此，只對他們親身經歷的人，才有意義。就文學技巧言之，這一系列的事故仍屬於比喻一類，因為七等生之迅速交代這些，本來並不是為了這些事故本身的價值，而目的在利用這些來強化其他更切身的悲歡離合，渲染他個人追求藝術的艱苦歷程。」 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