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理科教室上課情景（Image via commons.wikimedia.org）

殖民體制下的掙扎：本島人篇

殖民統治是一套系統性的歧視體制。

日治初期，本島人、內地人教育分途發展，女子中等教育亦不例外。至一九二○年、《台灣教育令》改正前夕，本島人的學校是三年制的「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例如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中山女中），內地人的學校則是四年制「高等女學校」，例如台北高等女學校（北一女中）。名稱不同，學制不同，位階不同，涇渭分明。

一九二二年，在田健治郎總督「內台融合」、「一視同仁」政策方針下，改正《台灣教育令》，學制從分途走向合流：女子中等學校一律稱高等女學校，皆為四年制，內、台同校共學。但這只是表面上平等。由於中學入學試驗以小學校教材為本，利於小學校畢業的內地人，加上語文隔閡，能進入台北一高女的本島人有如鳳毛麟角。

台北一高女第一位本島人學生是林雙彎（圖1）。他是霧峰林家林朝棟之孫、林仲衡之女。一九二一年自東京返台，轉學進入台北一高女四年級，一九二二年三月畢業。

圖1（右）：東京就學時期的林雙彎。資料來源：杜聰明基金會。／圖2（左）：台北一高女本島人畢業生報導。《台灣日日新報》（1922.3.23）。

百年校史《典藏北一女》，記載林雙彎一九二一年畢業，並不正確。目前見到的幾份資料，有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兩種說法，由於涉及第一位本島人畢業生之校史重要事件，有必要確認。《台灣日日新報》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一則報導〈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第十五回畢業典禮本科畢業生一百三十名 其中一名為本島人〉（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 第十五回卒業式本科卒業生百三十名 內に一名の本島人が在る，圖2），標題的「第十五回畢業典禮」指補習科，本科則是第十六回。雖然報導中沒有提到名字，但台北一高女前後幾屆只有林雙彎一位本島人，應該就是他。一高女發行的《要覽》，也列林雙彎於第十六回本科畢業生。

延伸的問題是：林雙彎畢業於一九二二年三月，改正《台灣教育令》施行於同年四月一日，林雙彎無論是轉入或畢業於台北一高女，都早於內台同校共學施行之前，顯非新制度實施結果。比較合理的解釋，當時內地求學環境較殖民地寬鬆自由，既然林雙彎已在東京就讀高等女學校，就可以在同一教育體制下轉學，因而順利返台就學。與其說是突破，不如說是特例。

本島生入學

隨著新《台灣教育令》施行，高等女學校也在全台普遍設立，光是一九二四年就成立了基隆、新竹、高雄三所，達成全台五州都有州立高女的目標。女學生不分內地人、本島人，趨之若鶩，爭取進入高女，造成一九二○年代起殖民地台灣的升學狂潮。出版社也開始發行《中等學校入學試驗問題集》，以為學生應考依據，「早一步準備，就成功了一半」（圖3）。這類出版品銷路甚佳，反映升學競爭的激烈。

圖3（上）：雜誌廣告〈期待已久的書終於來了〉（萬人待望の書遂に出來）。《第一教育》12 卷5 期（1933.6）。／表1（下）：1925 年度高等女學校本科生入學狀況資料來源：山本禮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

升學壓力過大，當局深以為憂。一九二四年三月入學試驗前夕，中學校長在《台灣日日新報》聯名呼籲：「入學考題不難！大抵各校長之新方針一致，此次為欲若干緩和，因僅限定算術、國語二科目。顧受驗生及父兄，皆過於懸念，無理勉強。故今次要與以不甚難為之問題，其難處讓於入學後。始與在小學校教科書之程度相當者，如是則過於無理之試驗勉強，可以不必。」與今日教學、考試正常化之呼籲略同。台北一高女清水儀六校長也在這次聯名呼籲行列之中。

比起內地人，本島人要考上人台北一高女更加困難。本島人志願者多為小學校畢業，才不會輸在起跑點。若是公學校畢業，在課程、語文雙重劣勢下，通常不會有報考念頭，或者就算有念頭旋即放棄。

台灣著名紳士、總督府評議會員藍高川之女藍敏（一九三九年第三十三回畢業）原本就讀公學校，在父親安排下轉入小學校。在《藍敏先生訪問紀錄》提到：「屏東小學（校）為日本人的學校，上課一週，因我一句日文也聽不懂，跑到校園內的一棵大樹下哭，但課程仍要繼續上。不久家父請來一位日本小姐，她是日本媽媽的遠親，大學畢業。會說正統的東京腔和禮儀，負責教我和（妹妹）富子，同時我為了和日本媽媽及妹妹溝通，所以很快就會說日語了。三年級時，我的成績已升到第五名，四、五年級都拿第一名。」「畢業前夕老師問我打算唸什麼學校？ 我說要考台北第一高女，同學聽了都哈哈大笑，說台北好多學生都考不上，你在屏東鄉下唸的人怎麼考得上？ 我說試試看嘛，考不上再回來屏東女中（屏東高女）也可以呀。因此北上赴考。考試題目不難，所以我順利考上。」

圖4（右）：剛入學時的藍敏， 攝於1935 年4 月。照片由北一女中校史室提供。／圖5（左）：二年級時的杜淑純， 攝於自宅庭院。資料來源：杜聰明基金會。

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之女杜淑純（一九四○年第三十四回畢業）在《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提到：「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從樺山小學校以第三名成績畢業，考入台北州立第一女子高等學校，四月一日入學。第一高女的入學考試就在該校舉行，我記得是和同學們在老師的陪同下一起去考試，爸爸媽媽沒有去陪考。考試內容主要是國語、數學、地理、歷史、修身等等小學校時所學的內容，課外的知識也有但是比較少。當然，筆試之外，也有口試。當時大部分台灣女孩都讀第三高女，但是第一高女是全台最好的女學校，所以我從沒想過要讀其他學校，自然而然就以第一高女為就學目標。」

板橋林家「家長」（管家）陳振能之女陳瑳瑳（一九四五年第三十九回畢業）在《圓滿人生：台北第一高女陳瑳瑳女士訪問紀錄》提到：「我從建成小學校畢業後，為什麼選擇要讀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我記得就是老師告知我去參加考試，當時可以就讀的學校都是同一天考試，也只能參加一個學校的考試。我考高女那年，剛好台中二女中（台中二高女）開始招收女學生，所以如果台北第一高女沒考好的，可以去考台中二女中；一般都是同一天考試，只有新設的學校沒有一起考，才比較有考上的機會。所以考北一女是有把握才會去考。是不是因為我在小學校時成績很好才去考？ 我認為我有些科目是很好，但也有一些科目可能不是很好，只是考得還不錯，就考上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回想一下，當時我的父母也不曾叫我們要考哪個學校、或要我們讀什麼學校。全都是自己決定的，因為那時候傻傻的，認為自己很會嘛。說起來，小學時如果會數學的話，能力就很棒，成績就不錯。至於國文和地理那些，我想是很簡單，因此我幾乎沒有很努力唸書的記憶，但考試可能都考得很好。」

綜合藍敏、杜淑純、陳瑳瑳的敘述，可知本島人學生共同點：就讀小學校、熟悉日語文、在校成績頂尖。至於為何選擇台北一高女而非其他學校，個人意願應該是關鍵因素，父母期待似乎不特別重要。

台北一高女不只難考，還有考試以外無形門檻。這是殖民統治最具指標意義的學校，家庭背景必須具有代表性。杜淑純說：「台籍學生的入學成績自然必需達到標準，此外還要看學生的家庭情況，所以能進去就讀的台籍學生多是出身自地方望族或者醫生、律師等富有及名望的家庭。日籍學生雖然比較多，但也要經過考試，成績也要達到標準才行。」杜淑純的母親是霧峰林家林雙隨，林雙隨的二妹就是一高女首位本島人學生林雙彎。

陳瑳瑳也提到：「有一個說法，不知是對還是不對：如果是台灣總督府高級官員或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的子弟，除了很笨以外，都可以無條件進來一中或一女中就讀；如果有剩下的名額，其他人才有機會。」「都不是為了台灣人而設中學，全都是因為他們下一代教育的需求而設的中學，偶爾一、兩個台灣人，或者因個人比較優秀、或者因家庭有特殊背景，這樣的台灣人可以進台北一中、台北一女中就讀，這都很少有的。而這種情況，也不知道這是由誰來決定的，是誰在控制這些教育及入學的標準？ 都沒有人知道，到現在也還是沒人知道。」

本島人的在學經歷

在以內地人為主的台北一高女，本島人學生普遍有受歧視經驗。

一九三九年春天、藍敏四年級畢業前夕，某日修身課老師請假，由教頭（教務主任）崎山用喬代課。藍敏上課不專心，從新本館看向遠處大屯山、七星山風景，崎山說：「天皇陛下對台灣島民一視同仁。」藍敏反射性回答：「不是！」崎山：「什麼不是？」藍敏：「天皇陛下對本島人可能一視同仁，但在台灣的行政人員卻非如此。比方配給的肉，日人六兩，台灣人只有四兩。其他如布、米的配額，內地人都比本島人多，哪裡有一視同仁？」這段據理力爭，讓課堂鴉雀無聲，同時也惹怒了教頭，拿了課本便離開教室。

崎山教頭向松井校長告狀，說藍敏藐視天皇陛下，學校還特別為了此事召開會議。了解事件始末後，校長說：「首先，這個學生即將畢業；再來，她說的是事實，台北一高女的校訓是正直、堅強、優雅（正しく 強く 淑かに），如果將學生退學，此後一高女將無以立足，而且也害了學生前途。」在校長的公正裁決下，藍敏順利畢業，正直、堅強、優雅校訓默默守護著本島人學生。

圖6（左）：崎山用喬教頭。資料來源：《第35 回卒業記念寫真帖》（1941.3）。／圖7（右）：內地人／本島人畢業生統計。資料來源： 《昭和十三年度 台北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一覽》（1938）。

晚藍敏一屆的杜淑純，訪談錄中特別提到松井實校長對他很好。松井的公平作風，以及對本島人學生的溫暖態度值得尊敬，反映殖民體制下，本島人求學雖然常受歧視，個別師長的觀念與作風卻是天差地遠。

陳瑳瑳在訪問紀錄中，提到既是文學家、同時也是一高女教諭的濱田隼雄，是他二年級時的導師：「我個人覺得濱田老師比較照顧台灣囝仔，為什麼我這樣覺得？ 大概因為我在台北一高女讀書時擔任班長（十人一班，與今日班長不同義）。當時台灣囝仔很少會被指派為班長的，所以我覺得他很特別；也因為當班長，我比較有機會和班導師接觸，對他也比較瞭解。導師願意給我做班長的機會，我覺得這也是他敢給我做，其實並不容易，他還是要找到理由才敢指派我來當班長。」

陳瑳瑳也提到另眼相待的國語（日語）老師高田登代子（同時為校友，一九二六年第二十回畢業）：「我的同學陳秀蓉常說，這個老師很歧視台灣人，是個對台灣人有差別待遇的老師，我也這麼覺得。日本時代，老師後來都用『秀優良可』來打成績。教我們日文的老師有好幾個，但只要是高田登代子老師打的，台灣學生的成績通常都不高。秀蓉曾經說過，她的作文、還有漢字，都很認真寫，但分數都不高，成績都只有『良』。照一般情況，台灣囝仔的漢字會比較強，她說有時她會替日本同學寫漢字或作文，後來發現她幫日本同學寫的分數都很高，都會是『優』，或者是『秀』，反而她自己的只有『良』，尤其是高田老師打的成績。這個發現讓她覺得高田老師有歧見，很明顯是有差別待遇的老師。」這位高田老師兼具校友身分，戰後活躍於台北一高女校友會，一百八十度轉換態度，完全沒有歧視台灣人了。

與陳蹉瑳同班的陳秀蓉，父親陳逢源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發起台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治警事件中曾被逮捕，判刑三個月。面對殖民統治的壓迫，陳逢源積極抵抗。皇民化時期也拒絕改姓名。陳秀蓉頗有乃父之風，課堂上不會迎合老師偏頗言論，也因此被處罰，有著不太愉快的學校生活。

一九二二年以後，無論內地人或本島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課程均相同，但預設教學對象不同。因為台北一高女是內地人為主學校，本島人只占極少數，本島人被當成內地人來教。杜淑純說：「我從《從帝大到台大》書裡讀到一篇一位畢業於第三高女的柯環月同學所寫的文章，看到她們在照片裡的裝扮都是日式服飾，覺得很奇怪，就打電話請問她，她說當年在學時，大家平常都穿洋式制服，但是遇到重要式典（典禮）場合，學校都特別要求她們穿日式服裝。我想或許是因為第三高女都是台籍學生，校方在要求上可能有些特別的差異，我們不是這樣，第一高女是以日籍學生居多，學校反而沒有特別這樣要求。」

陳瑳瑳也說：「台北第一高女是日本人就讀的學校，所以很多課程安排和規劃，完全以日本人為出發點去設計，譬如他們認為日本人穿和服是理所當然，根本不用教怎樣穿和服，也沒規定要我們學穿和服。我聽說三高女的教育很嚴格，規定學生頭髮要綁兩個辮子、穿什麼衣服、做什麼事、行怎樣的禮數，都很認真教，也有教學生穿和服。我發現台北第一高女和台北第三高女確實有很大的不同，就讀三高女的學生，幾乎都是台灣人，是以台灣人為主的學校，台南二高女也一樣。」本島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有內地化的過程。內地人為主的高女，不需要再內地化。

台北一高女官方的統計資料中，不少將內地人、本島人分列。例如《昭和十三年度 台北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一覽》，學生體格與畢業生紀錄皆是內地人、本島人分開統計（圖7）。該年度學生總數九百一十九人，出身府縣別「台灣」者共二十二人，約占百分之二點四。若以出生地州廳別，出生於台灣各州廳者七百二十六人，出生於內地或其他者一百九十三人。也就是說，當時台北一高女學生多數已是灣生（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只是統計上依例歸類為內地人。這些在台灣生長的內地人，不見得了解本島人，但不少人根本沒在日本內地待過。種族的分野，仍是官方衡量最重要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