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臺北人》
九月二十二日晚間，我總是習慣稱「封姐」的《文訊》社長封德屏女士寫來一封電子郵件。封姐說，她們剛剛才從白先勇老師家離開，此行是為了十月底即將要出版的《臺北人》五十週年精裝紀念版，和白老師開會，向他報告目前進度。「白老師除了給我們一篇新版序外，也給我們一個新任務，」封姐說：「他希望這本精裝典藏版，能再加上一篇二〇一八年出版的《台北人》英文版中，Patrick Hanan寫的一篇評論，」這指的是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韓南（1927–2014）為印第安納版英譯《臺北人》所寫的序言。
由於距離出版時間已經很近，白老師看出大家聽了都有點忐忑，忙又說：「讓彥博幫忙。」雖然是臨時任務，還好只有兩頁，封姐在郵件中這麼說。
白老師有命，當然義不容辭。更何況，這可是《臺北人》呀！這可是高中時初初展卷，就為之震驚、感慨萬千、興亡滄桑悲涼之感充塞胸臆的神作《臺北人》啊！這部經典之作出版五十周年，能夠躬逢其盛，在這部書裡充當一點小角色，實在是太榮幸了！頓時我有一種網路鄉民「神串留名」，大喊「媽！我在這裡！」的衝動。
不過榮幸之餘，又感覺責任重大。韓南（Patrick Hanan）是紐西蘭籍漢學家，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古典文學博士，長年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並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韓南教授專精明清及近代小說，著有《中國短篇小說研究》、《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等專著。他為《臺北人》英譯版作的這篇序文，是寫給西方讀者看的，一開篇便鄭重介紹，雖然作者白先勇兼得中西作家寫作技法之所長、雖然《臺北人》是在海外寫作，這本短篇小說集徹頭徹尾的是中國文學。「將白氏堪稱當代最傑出中國短篇小說的作品，歸類為某種邊緣範疇，對白本人與中國文學皆不公允。」
韓南這篇序文，行文簡潔典雅，我奉命翻譯，深恐詞不達義，忝列書尾，反成白玉之瑕。所以翻譯時字斟句酌，反覆思索，希望可以盡最大努力，傳達作者雅意。論起翻譯，我只是末流小輩；說到白先勇小說的英譯，台大翻譯學程陳榮彬教授才是專家。榮彬老師在二〇一八年便曾以〈作者自譯的作品就能點指成金嗎？──白先勇《臺北人》英譯始末〉為題，討論過白老師小說的英譯過程，所以他理所當然成為我翻譯這篇序文時請教的對象。對於我的頻繁打擾，榮彬老師始終保持耐心，而且總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我翻譯句子受到英文句型影響而變得拗口西化的困窘，代之以他建議的流暢中文。我受教之餘，無以為謝，只能在這裡稍微表示一點我內心的感謝。
翻譯時，我反覆來回於原序與白老師的《臺北人》各篇；韓南的簡潔文句，蘊含許多指涉，往往同時涉及好幾篇故事。這裡摘引幾句韓南的原句，對照我的譯文，期望中文譯句能不失原意：
While some, at a fearful cost to their humanity, have supressed their memories, most cling to, and even live by, their private visions of the past.
（小說中的角色）雖有少部分人付出泯滅人性的慘痛代價，斬斷了過去的回憶；但是大多數的人還緊緊地抓附著過往的時光，甚至還活在過去的幻夢裡。
Pai's fiction is blessedly free of that ban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he tendency to subordinate what is humanly true and significant to political ends.
中國現代小說往往過於政治化，以至於打壓了真實的人性與人性的意義，所幸白先勇的小說沒有此一弊病。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eternal snow beauty," a story written in different mode, Pai's adherents to the lost cause are seen as human figures, above all.
除了以不同方式寫成的〈永遠的尹雪艷〉裡一眾角色之外，白先勇小說裡的人物大率都沉湎於往昔的幻夢、回憶之中，難以自拔。
為了這篇序文，費了兩天工夫，排開一切工作，專心致志翻譯。翻好之後，懷著忐忑心情，先以電子郵件寄給白老師審閱。白老師很快就回了信，他說：
彥博：
韓南的文章你譯得流暢精確，謝謝！只有一處需要更改：「當代最傑出中國文學作品」改成「當代最傑出中國短篇小說」。
先勇
我知道，白老師對我實在愛護寬容，否則以我這樣粗拙的迻譯，當難以入他的法眼。要知道，「譯者白先勇」也可謂是卓然名家了。當年他與葉佩霞（Patia Yasin）、喬志高（即高克毅）以五年水磨工夫，合作英譯《臺北人》，在今天看來已經是經典傳奇。我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初讀《臺北人》英譯本的經過：那是二〇〇七年底，我初到美國的第一個學季（quarter）結束，學校放了寒假，美國學生大多回家過耶誕節去也，校園大雪漫天，我懷抱著空落孤寂的心情，一個人踏過積雪，到圖書館去找資料。不想，竟然在書架上看到一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英對照《臺北人》！在美國西北、一片雪茫茫的冷酷異鄉，乍然看到《臺北人》，心中溫暖喜悅，不啻與親人重逢。像捧著貴重的寶物那樣，我趕緊把這本《臺北人》借回去，先看少年時即熟悉的小說片段，再看英譯本裡的巧妙呈現。在〈思舊賦〉、〈花橋榮記〉、〈一把青〉、〈冬夜〉和〈國葬〉的一幕幕場景裡，我流連於中英文字之間，度過了那個大雪嚴冬。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臺北人》英譯本（左圖：2000年出版；右圖：2018年出版）
我們都說《臺北人》裡，有的是掩卷的長嘆，有的是道不盡說不清的滄桑與悲涼。只是，從翻譯的角度，「滄桑」與「悲涼」真能夠輕輕巧巧的翻譯成「vicissitude」和「desolate」嗎？恐怕不行。看韓南序文，通篇不見這兩個字眼，當可知道中文裡的悲涼滄桑，想要跨越語言，傳達那種傷感，並非易事。
記得一次曾聽白老師說過，他也曾苦於向美國學生解釋那種「眼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興亡滄桑。「後來我跟那些年輕的美國學生講，紐約的代表性建築是什麼？世貿大廈，」他說：「如果有一天樓塌了，再重建，再塌了，再重建，你站在那裡，回想著這一切，那種說不出的傷感，也許就是滄桑。」那時，誰也不知道雙子星世貿大樓，竟會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中轟然坍塌。想不到盛衰興亡，竟也如此上演。
《臺北人》五十周年經典版出版之後，我有幸讀到白老師為新版撰寫的序言〈只是當時已惘然〉，「在我童年、少年的記憶中，充滿了桂林、南京、上海這些城市興與衰的畫面。」白老師在序言尾聲處說道：「在我的認知裡，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那場天翻地覆、天崩地裂的歷史大變動裡，在大陸的那個中華民國已經亡掉了。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歷史的另一章。」記得隨白老師到中國大陸東北參訪演說的時候，有一位來採訪的長春當地記者不客氣的說，在座台灣來客，只有白老師一人才是「民國人」。當時我不服氣，回嘴說我至今仍活在民國，誰說我非民國人；直到如今，翻譯過韓南教授序文，又拜讀了白老師這篇序言以後，我總算明白，白老師確實在《臺北人》裡悲悼那個亡掉了的民國。這個歷經劫難烽火的民國，曾經堅苦卓絕，熬過顛沛流離，終於擊敗強鄰，終於世界五強；換作在戲文裡，這時就該衣錦還鄉，就該與佳人重逢，就該「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才對啊！怎料接下來竟然自毀長城，竟然一潰千里，竟然倉皇辭廟，竟然天崩地裂！民國命不該亡，竟爾如此夭亡；就像《臺北人》裡的芸芸眾生，本該在桂林、在上海、在南京、在北平度過各自的高光時刻，經歷各自的悲歡離合，而今竟然群聚在這僅是原來版圖千分之三的島嶼上，當起了臺北人，是怎樣一種悲楚滄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