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頁一影
從柏朗嘉賓（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魯布魯克（Willem van Rubroeck）、馬可波羅（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一直到曼德維爾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中國形象透過這些旅人的言說、書寫，甚至宣傳，逐漸形成一種專屬於中世紀歐洲人想像東方的話語體系。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的概念，似真似幻，近在眼前，卻遙不可及。「蠻子」和「契丹」這類指涉中國南北用詞的出現，還有「可汗」和「約翰長老」的東方傳說，摻雜在中世紀的手稿裡。一四九二年，西、葡兩大海上強權積極拓展航海活動，揭開地理大發現的序幕後，中國、東南亞與西方的接觸更因歐洲人對亞洲香料等經濟利益的大量需求，有了實際的文化互動與商業往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葡萄牙商人佩雷拉（Galeota Pereira）以戰俘身份（緬暹之役1547–1549）走訪中國南部十幾省，撰述了《大明行紀》。這部作品大部分根據作者的實際經驗，廓清了自中世紀以降，如馬可波羅、曼德維爾等多部遊記中含混不清的「中國」，亦有意無意傳達，中國除了適合發展海上貿易，也是一個適合宣教的據點。
較為客觀的中國報導
《大明行紀》與中世紀晚期流行的東方遊記最大的不同在於，作者佩雷拉不僅根據實際經歷描述中國，還會對比親眼目睹與印象裡的中國。我們不清楚他是否在驗證什麼事情，但可以確定的是，十六世紀之後，西方人形塑中國的方式逐漸從傾向文學的想像，轉為以經驗為主，有時帶有個人意見的報導和紀錄。舉例來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認為中國叫做「China」，百姓喚為「Chins」，可見當時早就不以先前遊記作家慣用的「Cathay」 或 「Manzi」等詞彙來指稱中國。佩雷拉進一步指出，他在被囚期間才得知這個民族自稱「Tamen」（大明），其人民自認是「Tamenjin」（大明人）（18），並說當地人完全不知道有「Chins」或「China」這類稱呼。對此，佩雷拉雖無提出其他評論，卻記述了中國人如何自稱這件事的看法。佩雷拉在書中亦比對了印象和現實中看到的北京：「我還聽說皇帝定都的北京城是那樣大⋯⋯而據我所看到的去判斷，我完全相信。」（29–30）言下之意，表示北京真如傳說中的那樣廣大，並指出中國行政區的劃分是由「shires」（省）組成，各自下轄幾個城市等。
當佩雷拉闡述中國的地理環境時，不知道確切名稱的城市，就說不知名，不再加入想像的譬喻或特殊意象。關於中國人形象的描寫，佩雷拉則透過實際觀察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習慣，歸納出「中國」這支民族的性格為何，像是從中國人的吃飯習慣、談話方式與待人接物的態度，說明中國人是論禮節、有耐心的民族（20）。另一方面，或許因佩雷拉的戰俘身份，不只讓他特別關注中國人審判囚徒的方式，也側重描述中國政治體系具有完整的行政、司法、考試任官等制度，審判過程重視公平公正公開。在皇帝的治理下，中國政治形式的最大特色是開明、專制。中國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國家。」（6）此外，佩雷拉也以葡萄牙俘虜的觀點，談及中國人第一次見到他們這些歐洲人的驚愕反應，暗示身處異域的不安與慘遭流放的無奈。
一五五〇年中國明朝十五省地圖（Boxer, p. xviii）
關於中國的經濟與宗教方面的訊息
以經商為本業的佩雷拉試圖告訴讀者，「中國」是一個適合進行海上貿易活動的地方，因此，他經常提及中國南方的水道縱橫、海路四通八達，以及漁產豐富。舉例來說，當佩雷拉被囚於福州，外出放風時，就記錄了福州城的廣袤，其商業活動的熱絡景況，商販和手工業者都有各自的招牌說明買賣的商品和從事的行業。福州城建在水面上，用木橋或石橋作為人們往來的主要通道，河流上有小船行駛，這樣的城市景色讓佩雷拉覺得福州仿佛是另一個威尼斯。
除了中國的經濟，佩雷拉對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也有不少著墨，藉此說明中國可能是一個適合傳教的據點。他提到中國人是「極端的偶像崇拜者，大致來說，他們祭天；我們說『God knoweth it』，他們會說『Tien xautee』（天曉得）。」（15）接著描述中國人在不知道天主的情況下，亦有靈魂不朽、善惡有報的輪迴概念。（16）佩雷拉還舉出摩爾人讓中國人改信回教的失敗例子，說明中國雖然是一個適合傳教的地方，卻因中國人愛吃豬肉的天性，使他們為了飲食，寧願放棄回教（36–38）。有鑑於此，他甚至這麼說：「如這個國家和我們結盟，不禁止人民喝酒與吃肉，那將容易使他們從迷信解脫，信我們的宗教。他們拜偶像時連自己都笑了。」（38）佩雷拉本人是否在教會有任何職務，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據《大明行紀》彙編者博克舍的說法，佩雷拉曾參與耶穌會士沙勿略一五四七年底在麻六甲的講道，後來又隨沙勿略的好友迪奧戈・佩雷拉前往暹羅投身緬暹之役（li）。可能因為他和耶穌會的友好關係，在這部《大明行紀》，讀者會接收到這類和宣教相關的訊息。
比起馬可波羅、曼德維爾爵士等人描繪的虛實交錯的中國形象，其帶給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詭譎或是陌生奇異的感受，葡萄牙商人佩雷拉的中國報導雖然仍帶有偏見，但可信度較高，平鋪直敘的描寫拉近了讀者與文本的距離。佩雷拉以戰俘為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也關注到過去中世紀旅人們描述中國時較少看到的細節，諸如中國的監獄和刑罰，甚至中國人看待外國戰俘的態度。這似乎不是一篇記錄「旅途愉快」的「遊記」，而是為當時某些特定讀者提供重要資訊的文件。
參考資料：
Boxer, Charles Ralph, ed.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ín de Rada, O.E.S.A (1550–1575). Reprinted edition. Nendeln: Kraus Reprint Limited, 1967.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Hakluyt Society, 1953.
---. "Introduction."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ín de Rada, O.E.S.A (1550–1575). Reprinted edition. Nendeln: Kraus Reprint Limited, 1967.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Hakluyt Society, 1953. xvii-x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