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格雷布公園內的塗鴉／劉子超攝影

第二章　扎格雷布：心碎博物館

離開盧比安納，我坐上「薩瓦河」號火車，前往札格雷布。

窗外是鉛灰色的天空，淡黃色的陽光，雜亂的鐵軌和電線桿飛速劃過。一開始是紅瓦白房的郊區景象，然後建築與自然的比例開始逆轉。火車駛入薩瓦河谷後，在廣闊的丘陵與河水之間，村莊和教堂只是曇花一現。

我坐在包廂裡，一邊望著風景，一邊翻閱《巴爾幹的幽靈：穿越歷史之旅》。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本書作者羅伯特．D．卡普蘭隻身前往巴爾幹旅行。他敏銳地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幽靈依舊陰魂不散，巴爾幹的戰火即將再度點燃。

卡普蘭也像我一樣，搭乘火車前札格雷布。餐車裡只有一個鍍鋅的立式櫃檯，供應啤酒、李子白蘭地和不帶濾嘴的劣質香菸。那些指甲骯髒、大聲喧譁的男人，擠在櫃檯前喝酒抽菸，或是安靜地翻看色情雜誌。

當他走出札格雷布火車站，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向他迎面撲來，撞擊耳膜的是那種「充滿怨恨的鬼魂般的聲音」。他想到麗貝卡．韋斯特的《黑羊與灰鷹》，坦承正是那本書引領他踏上了巴爾幹的旅程。

一本書引出另一本書，一種經驗催生另一種經驗──這正是旅行和閱讀的美妙之處。和卡普蘭一樣，麗貝卡．韋斯特也是乘著火車前往札格雷布。那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希特勒已經掌權，車廂裡擠滿了攜帶現金出境的德國人。餐車供應地道的南斯拉夫風味，月臺的燈光照亮如箭的疾雨。德國人鬱悒不樂，但仍沉浸在唯有德國人最為優等的幻覺中。

將近一個世紀倏忽而逝，我坐在同一條線路的火車上，試圖透過書頁想像麗貝卡．韋斯特和羅伯特．D．卡普蘭的旅程。

如今，列車空空蕩蕩，既沒有韋斯特筆下悲觀的德國人，也無卡普蘭所見的菸酒喧譁。

韋斯特時代的大餐沒有了，卡普蘭時代的李子白蘭地不見了，就連餐車本身都已不復存在。

當年，火車會一路駛向貝爾格勒，而今卻止步於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的邊境。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時間並不只會帶來進步，也可能帶來衰退。就連通性和服務而言，巴爾幹的火車只剩下昔日輝煌的餘影。

火車不時在河畔小站停車，起伏的山巒上鑲嵌著白色城堡。山下是古老的村鎮，是靜靜流淌的河水，彷彿一幅文藝復興時代的風景畫。

這時，一個女孩突然拉開包廂門，大大咧咧地闖了進來。她沒有大件行李，只有一個雙肩包。她在我對面坐下，一邊摘掉墨鏡，一邊喃喃自語，舉手投足之間帶著一絲戲劇性，就像這包廂是她登場的舞臺。她穿著帽衫，裡面是領口脫線的衛生衣，蜂蜜色皮膚，黑眼睛，栗色頭髮，髮根微微蜷曲，鬆鬆垮垮的樣子像個男孩。

「天氣真好。」我說。

她看了看我，表現得好像早已料到我會跟她搭訕。

沒過多久，我便知道她名叫安娜，是克羅埃西亞人，二十六歲。平時從事翻譯工作，也提供私人語言課程，偶爾還兼任戶外嚮導。她說，她還擁有法語和土耳其語的雙學位。

她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完全沒有初次見面的陌生感。我覺得自己彷彿坐在一輛設定了自動巡航的車裡，完全不用踩油門，只需輕握方向盤，就能隨著她的話語一路狂奔。

「土耳其語？」我好奇地問。

「是的，我想學一門特別的語言，但又要跟克羅埃西亞有關。」她說。

安娜進一步解釋道，克羅埃西亞分為三大文化區域，各自承載著獨特的歷史印記：札格雷布地區繼承了奧匈帝國的基因，達爾馬提亞沿岸洋溢著威尼斯的韻味，而臨近塞爾維亞與波赫的廣袤的潘諾尼亞平原，則受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影響。

她向我描述了來自不同地區的克羅埃西亞人的性格差異：她母親來自札格雷布的近郊鄉村，性格嚴謹認真，凡事井井有條。小時候，她要是膽敢賴床，母親就會毫不手軟地將她從床上拎起來；父親則是個標準的達爾馬提亞人，不僅樂天知命，而且滔滔不絕──我想安娜的性格多半遺傳自父親──但他還慵懶散漫，不思進取，更不會操持家務。

我本想插一句，男人不做家務似乎是普遍現象，與種族和文化無關。不過，轉念一想，這麼說好像把自己也歸入了這個行列，於是只好保持沉默，微笑不語。

「我知道，你們中國都是獨生子女。」安娜說。

「以前是這樣。我們現在可以生兩到三個孩子，不過許多人選擇不生。你有兄弟姐妹嗎？」

「我有個哥哥，比我大十歲。」談到哥哥時，安娜的語氣突然變得沒那麼歡快，如同面對一杯沒氣的啤酒。

「他是個廢柴，整天待在家裡，只對修理破爛感興趣。」她淡淡地說。

這倒是勾起了我的興趣，想著如何得體地追問幾個問題。不過，我還在思考措辭，火車已經抵達克羅埃西亞邊境，海關人員登車開始檢查證件。

克羅埃西亞即將加入申根區和歐元區，成為繼斯洛維尼亞之後第二個融入新歐洲體系的巴爾幹國家。克羅埃西亞人對此是怎樣的情緒？對未來又抱持何種期待？我打算問問安娜，但覺得此刻或許不是最好的時機。

進入克羅埃西亞後，窗外的景致變得更為開闊，田間種著綠色的冬小麥，未融的積雪像片片閃光的魚鱗。不久，視野中開始出現一些低矮的房子，牆上覆蓋著花花綠綠的塗鴉。天空灰濛濛的，樹上遍佈烏鴉的巢穴，宛如造型詭異的雕塑。安娜望向窗外，表情沉靜，或許還有點憂鬱。

「如果你有時間，我們能在札格雷布再見一面嗎？」我鼓起勇氣說道，「我想跟你探討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現在保密。」

安娜笑了。她告訴我，她的家離市中心很遠，我得至少提前兩小時通知她，她才能出來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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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盧比安納簡樸的小車站，札格雷布火車站一帶氣勢宏偉。站前廣場熙熙攘攘，長長的有軌電車如同中國城裡的舞龍，尖嘯著停下，又鈴聲清脆地駛離。

成群結隊的鴿子，時而呼啦一聲騰空而起，掠過廣場上空，時而撲閃著翅膀紛紛降落。

彷彿一群莽撞的頑童，在廣場上掀起陣陣風浪，吹亂少女們的秀髮，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只能在鴿群中擇道而行。

廣場中央矗立著克羅埃西亞中世紀的首位國王托米斯拉夫的雕像。在他的統治下，克羅埃西亞不僅擊敗了周圍的敵國，保持了獨立，還成功地擴張領土，獲得了達爾馬提亞和潘諾尼亞地區的統治權，從而統一了大體相當於今日克羅埃西亞的疆域。

托米斯拉夫騎於騰空的戰馬之上，左手高舉十字架，右手握劍，披風如旗幟般在背後獵獵飛揚。那堅實的肌肉和剛毅的線條，似乎隱喻著克羅埃西亞歷史上的輝煌時刻──儘管這樣的輝煌並未持久。很快，克羅埃西亞人便淪為了匈牙利與奧地利統治下的臣民。

這座雕像並非一直屹立於此。一九三七年，麗貝卡．韋斯特到札格雷布時，南斯拉夫王國尚在，那時的廣場上並無此雕像。到了一九九○年代，南斯拉夫解體，羅伯特．D．卡普蘭踏出車站就看到這座雕像屹立在廣場中央。

雕像的立與藏之間，背後其實大有深意，也巧妙地反映了現實政治的需求：當南斯拉夫尚為一體時，弘揚克羅埃西亞獨立和榮光的雕像往往會被視為不合時宜，於是被雪藏在歷史的角落裡；而當克羅埃西亞尋求獨立時，它又被重新請出，撣掉塵土，再次昂首成為民族的驕傲與象徵。

廣場四周環繞著沉穩、厚重的哈布斯堡建築：規劃整齊的花園、挺拔的梧桐樹、典雅的步道與噴泉──這一切無不讓人聯想到維也納的市景。著名的海濱大酒店就坐落在火車站對面，即便在今天看來，依舊顯得雍容華貴，堪稱世界上最豪華的酒店之一。

一九二五年建成的海濱大酒店，最初是為了迎接「東方快車」的尊貴乘客。 當時，無論是札格雷布還是貝爾格勒，都是這列豪華火車的途經之地。不幸的是，「東方快車」很快改變線路，繞開了動蕩不安的巴爾幹。

札格雷布並非國際都會，也不是旅遊勝地，沒有了「東方快車」的客源，海濱大酒店的奢華在這座城市中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也超出城市本身的商務需求。即便如此，它依然屹立不倒，宛若紀念碑，與四周的哈布斯堡建築共同傳達出克羅埃西亞人內心的渴望：當你走出火車站，第一眼看到這座城市時，克羅埃西亞人希望你覺得自己依然置身「西方」。

扎格雷布市集／劉子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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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麗達是札格雷布人，生於一九七二年，有一雙斯拉夫人的澄澈藍眼睛，明亮而愉快。

她是平面設計師，也是一家騎行俱樂部的創始人。一天上午，她騎車陪我在札格雷布的老城逛了一圈。

阿麗達告訴我，克羅埃西亞的這種強烈的「西方」傾向，乃是長達數個世紀的奧地利統治留在克羅埃西亞人心靈深處的烙印──儘管在奧地利統治下，克羅埃西亞人從未獲得應有的待遇和報償。

從十六世紀開始，克羅埃西亞便成為哈布斯堡王朝與鄂圖曼帝國之間的軍事緩衝地帶。

幾乎所有十六歲至六十歲的克羅埃西亞男性都必須加入常備軍，駐守哈布斯堡王朝，即後來的奧匈帝國的邊疆。也就是說，大部分克羅埃西亞人都是當年軍屯的後裔。

隨後的歷史一次次地證明，克羅埃西亞人是偉大的士兵。時至今日，你依舊能從克羅埃西亞足球隊身上看到這些士兵的品質。札格雷布的街頭到處都在售賣克羅埃西亞足球隊的球衣。每當看到十號隊服，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盧卡．莫德里奇戰士一般的身影。

從種族和語言的角度來看，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實際上是一個民族。不過，「西方」傾向讓克羅埃西亞人相信，自己在文化層面上優於「東方」的塞爾維亞。

阿麗達說，在南斯拉夫內部，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代表了兩種勢均力敵的氣質和傾向──克羅埃西亞人信奉天主教，塞爾維亞人信奉東正教；克羅埃西亞人使用拉丁字母，塞爾維亞人使用西里爾字母。雙方若能彌合分歧，南斯拉夫就有望實現真正的統一，並建立起一個強盛的國家。反之，一旦分歧無法調和，南斯拉夫就會走向分裂和戰爭。

這就像一些原本同根同源的民族，卻總是因為瑣碎的區別而互相不屑一顧，甚至為了小事不斷爭執。後來，我和阿麗達在騎行途中路過尼古拉．特斯拉的雕像。阿麗達說，這是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爭執不休的最新證據。

尼古拉．特斯拉是著名的電氣工程師和發明家。他在電磁場領域的多項發明為現代無線電技術奠定了基石。特斯拉汽車的名字，據說就是為了向這位偉大的天才致敬。

一八五六年，尼古拉．特斯拉出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克羅埃西亞，但其本人是塞爾維亞族。一八八四年，特斯拉移民美國，有了美國國籍。他的事業和影響後世的發明幾乎都在美國完成。

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的分歧在於，尼古拉．特斯拉究竟屬於哪個國家（在這場爭論中，美國被悄悄撇在一旁）。克羅埃西亞主張，特斯拉生於克羅埃西亞，長在克羅埃西亞，家在克羅埃西亞，他當然屬於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則辯稱，雖然特斯拉出生在克羅埃西亞，但他的文化身分屬於塞爾維亞。他的父親是一位東正教神職人員，他從小聽著母親吟誦塞爾維亞史詩長大，他的骨灰最終也安放在了貝爾格勒──如果這些事實還不能明證特斯拉是塞爾維亞人，那還有什麼可以？

但是，克羅埃西亞對此並不理會。阿麗達告訴我，隨著克羅埃西亞加入歐元區，他們計劃在新鑄造的歐元硬幣上刻上特斯拉的肖像，而這個決定自然激起了塞爾維亞方面的強烈抗議──實際上，他們早已將特斯拉的肖像印在了一百第納爾的紙幣上。

我問阿麗達：「特斯拉出生時，克羅埃西亞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後來他又成了美國公民。那麼，奧地利和美國是否也有權聲稱特斯拉屬於他們？」

「他們當然有這個權利，但他們並沒有這麼做，可能是因為屬於他們的名人已經夠多了。」阿麗達說，「而對於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來說，我們會在任何事情上爭個你死我活。如果塞爾維亞說特斯拉是他們的，克羅埃西亞人立刻就會反駁。反之亦然。」

「特斯拉自己怎麼認為呢？他覺得自己是克羅埃西亞人還是塞爾維亞人？」

「特斯拉有一句名言：宇宙是一台偉大的機器。所以，你可以想見，他腦子裡想的都是更宏大的事物。」

因此，這場爭論注定沒有結果，就像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之間的無數爭論一樣。

後來，我在黑山首都波德里查又發現了一座特斯拉的雕像，這讓我倍感驚訝。我向當地居民詢問特斯拉與黑山的關係，得到的回答是：儘管特斯拉出生在克羅埃西亞，是塞爾維亞人，但他的祖先來自黑山。

一位歷史人物的歸屬已經引發了南斯拉夫內部的紛爭。可以想見，當這些族群聚合成一個國家時會是怎樣的景象。

早在南斯拉夫王國時期，麗貝卡．韋斯特就已經覺察到南斯拉夫人民已被自身的分裂──主要是克羅埃西亞人與塞爾維亞人的對峙──弄得筋疲力盡。隨後半個世紀的歷史會再次證明，這場對峙能導致何等慘烈的悲劇。

麗貝卡．韋斯特在一九八三年辭世，沒有親眼目睹南斯拉夫悲劇的終曲，但阿麗達的青春歲月卻是在南斯拉夫度過的。她親歷了一九九○年代的戰爭，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終結。

「我們無法回到過去。」阿麗達說，「但在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南斯拉夫的影子依然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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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漫步於札格雷布的老城，就無法領略這座城市的全貌。如同一個細心打扮的演員，札格雷布的老城努力展示其「西方」的一面，而將南斯拉夫的特質掩藏起來。

因此，阿麗達建議我去新札格雷布走走。她說，那裡會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展現札格雷布更為複雜的另一面。

新札格雷布，坐落在薩瓦河對岸，是在南斯拉夫時代興建的，至今仍然是札格雷布的主要居住區。

第二天中午，我來到阿麗達藏匿於老城的辦公室。隨後，我們騎著自行車從那裡出發，前往新札格雷布。

起初，依舊是奧匈帝國時代的景象──廣場、電車、吐司黃的政府建築。街頭遍佈咖啡館，即便是冬日，人們依然圍坐在戶外的暖爐旁。商店裡裝飾著聖誕樹，櫥窗上貼滿節日促銷的廣告。

經過一片小小的停車場時，阿麗達告訴我，這裡曾經矗立著一座猶太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斯拉夫國王流亡海外，克羅埃西亞的極端民族主義政黨「烏斯塔沙」決定效忠希特勒，建立一個種族純淨的克羅埃西亞國家。他們摧毀了猶太教堂，大批屠殺克羅埃西亞境內的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同性戀者。

關於到底有多少塞爾維亞人被烏斯塔沙屠殺，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再次發生爭執。特別是自一九九○年代以來，這個問題更是成為政客們挑撥民族情緒的武器。

塞爾維亞方面認為有大約五十萬塞爾維亞人慘遭屠殺；而克羅埃西亞則堅稱這個數字只有十萬──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篡改歷史，掩蓋事實真相。

阿麗達告訴我，在這裡，數字變得十分重要，因為它可以反映一個人的政治立場。

「如果你說五十萬，你就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如果你說十萬，你就是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

「實際數字應該是多少？」我問。

「我認為雙方都在刻意誇大或縮小。」阿麗達說，「實際數字應該介於兩者之間。」

「三十萬？」

「差不多。」

我們經過火車站，從橋下穿過鐵軌。接著，就在那麼一瞬間，我們離開了哈布斯堡式的優雅，進入了老城與新札格雷布之間的過渡地帶。風格凌亂的建築物隨意擺在那裡，不少房子的窗戶破碎，蒙著塑膠布，看上去已遭遺棄。這種轉變是如此突兀，如此猝不及防，彷彿剛才的一切只是攝影棚裡的佈景，而根據劇本的需要，我們即將扮演新的角色。

阿麗達向我解釋，這些建築物的廢棄很大程度上歸咎於產權問題。在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房產通常由多個家庭共用，私有產權的概念並不明晰。當南斯拉夫解體後，房子的產權變成由幾家人共有，不論是翻新還是拆除，都需要所有產權人一致同意。然而，時光荏苒，一些人搬離，一些人辭世，還有人已經遠赴他鄉。最終，這些房子不得不任由歲月侵蝕，成為風吹雨打的廢墟。

我看到有些房子裡已經長出植物，有些成了丟滿廢棄物的垃圾場。牆上的破洞如同張開的嘴巴，訴說著主人離去後的憂傷，卻早已無人傾聽。

（以上摘自劉子超《血與蜜之地：穿越巴爾幹的旅程》，新經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