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圖：東京某巷弄（Image via unsplash.com）

追溯階層之路（階層をたどる道）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住在目白附近。

對我來說迄今仍是「再去住一陣子也行」的少有街區。

平日的我一旦搬離，就像是玩大富翁時，除非走到那一格寫著「作為懲罰要倒退數格」，否則絕不可能回頭，縱使懷念那個地方也不會想要搬回去。可是，目白讓我感到好像還有什麼未了的心願，有某種難以言喻的東西。從當時擠滿咖啡屋、炸豬排店、中餐館、進口食品店、熟食店、居酒屋等店家的熱鬧車站前，我會往老街的下落合、椎名町的方向沿著目白大道散步。

國外來的朋友下榻里奇蒙飯店，可以去飯店裡的鐵板燒餐廳，或是帶朋友去對方喜好的小店。

如果是有錢人就介紹他去椿山莊，在那裡用餐。

現在已經消失的目白大道旁那家裱框店樓上的法國餐廳就各種意味而言都很像巴黎。

如果要買大件物品，就去池袋或新宿。努力一下也能徒步走到東中野和早稻田。

總之是我喜歡的那種均衡感的街區。

當時的煎熬到現在都無法妥切形容，但是對於背負著名聲的包袱和金錢的重擔等等東西，總是半死不活像個病人的我，目白附近照理說應該沒什麼美好回憶。可是迄今我仍認為那是幸福的每一天。感覺上，是土地讓我幸福。

早上起來和狗玩，漫無目標地慢吞吞走到咖啡店簡直太棒了。咖啡如果好喝那就更沒話說。

而且，不知怎的我覺得當時的自己「最年輕而且前途無量」。明明已經那樣筋疲力盡陷入絕望。

也是在這段期間我拒絕加入某大師的文學沙龍，嚴重惹火當時的男友和包括男友上司在內的全體人員，而且某大師介紹我的房屋仲介商推薦我在已經忘了地點的小島買別墅，也被我拒絕，我在文藝圈待得如坐針氈。

如今那些邀請過我的人也已充分了解我的個性，年過五十仍舊貫徹同樣的調調，果然沒有任何人再說出那種感覺的話，不過當時別人大概還不清楚我的個性。

為何非得為了確立地位而加入不感興趣的派系，我完全無法理解。小說家只要寫小說就好。雖然沒說出來，但我一直這麼想。所以雖只是隱約的略有所感，但已覺得這樣的世界待不下去。好像不是我的安身之處。必須事先磋商，拓展人脈，逐一完成推拒不了的工作和應酬「向上爬」令我很困擾。我可不記得自己選了那樣的職業。而且除了中上健次先生和寺田博先生以外的人，幾乎都告誡我應該心懷感激，因為我能走紅只有現在。不過，那個年代就連村上春樹先生都還在摸索小說家的立身之道，我這個小菜鳥自然說什麼都不管用。

雖是菜鳥卻不知為何老是說NO，別人大概也覺得搞不懂我的目標到底是什麼。但我看到的，只是我現在所在的地點，也難怪會讓人覺得我腦子有毛病。在周遭的人看來顯然只是妄想吧。

後來見到春樹先生時，我不禁給他一個感謝的擁抱。就是這麼感謝。要是沒有他，我大概會被這個圈子同化，小說也澈底淪為自我模仿的歐巴桑吧。就算沒有那樣，可能也抗爭得筋疲力盡生病死掉了。

春樹先生和森博嗣先生，在業界都是打破常規的奇人，對我而言卻是開創道路的恩人。

是的，對當時的我而言，不斷拒絕那種人際關係，也意味著要和同居的編輯男友分手。難道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嗎？就在我這樣苦惱地病倒時，湊巧朋友順道來訪，聽到對方嚷著「快給我弄點吃的～」時，我很慶幸自己不再孤獨，甚至哭了出來。我想當時已被逼得相當緊了。

換作現在就能理解。我並非就職小說家這個職業，我只是想尋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嫁人，那樣會沒時間寫小說。我看到更壯闊的夢想，而且對自己來說那是尋常之事，我不覺得有必要解釋。

因為太無知，我甚至不覺得住在一樓很危險。那固然厲害，但我認為不知恐懼為何物的自己也挺好的。狗在陽台大小便，因此配合狗的身材（大型犬），總是開著一條門縫讓狗自由出入陽台，我就出門了。雖然用螺絲鎖固定住那個縫隙，卻完全無法防盜。這點也很厲害。

山田詠美老師來玩時，她當時的先生用英語說：「她為什麼能在這麼小的屋子生活？」不知怎的我聽懂了，遂用日語說：「我在隔壁租了一間工作室。」年輕的山田老師知道我英文很破，當下吃驚地說：「妳怎麼聽得懂？」那成了我最開心的回憶。其實我不是聽懂英文，是看懂了他的表情！

我家的哈士奇去撲山田老師，山田老師卻完全不怕也不嫌棄地陪狗玩，這些都是可愛的情景。真正討厭被狗弄髒衣服的人我一看就知道。因為稍微一點髒就會拚命擦拭或閃避。可是山田老師不同。她是認真和狗嬉鬧。我超愛她。

已故的安原顯先生以前也常來玩。

明明桃花運那麼旺，對我卻毫無情欲（那是當然，因為他同時也是我父親的責任編輯），感覺就是個懷念的叔叔，我們會一起去吃點東西，或是去聽爵士樂。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這家店叫做GH9，那是因為老闆禿頭喔」這種廢話，還有「男人和電線杆一樣，只有在外面才站得起來」，是從來不對我開黃腔的他，唯一提供的寶貴黃色笑話。

我得到山本周五郎獎時，人非常好而且還很紳士的橫山先生這位總編輯，非常彬彬有禮又溫柔地對我說：「得獎後的第一本作品給我家出版社出好嗎？」那瞬間，安原先生說：「這是什麼話！基本上，妳也沒開口討，他們就自行把獎頒給妳，然後因為妳得獎就叫妳寫的作品給他們，這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開什麼玩笑！對吧！」我只好說：「這個，現在有點忙，可能有困難。」不過仔細想想還真糟糕。至今仍覺得抱歉。

安原先生也有點對拉幫結派不屑一顧的味道，所以我很慶幸，但整體而言他真的很誇張，完全不能當作基準。不過，看到他身為員工卻放肆批評上司還是挺有趣的。

當時，安原先生交好的某公司出版了一本很過分的書，名為評論，實則通篇都在講我的壞話，令我很驚訝，而且那家出版社還有大約一百萬沒付給我卻態度含糊不清，老實說到現在我都很生氣。我從來沒那麼受傷過。和安原先生也因此有點疏遠。我們兩家人互有來往，他等於是從小看著我長大的，所以幸好直到最後都沒有真的絕交。也很高興看到他女兒目前的活躍表現。

壞書會喚來壞現象，因此近年來也有人擅自引用那上面的訪談大書特書我的壞話發表短篇。總之不管怎樣，我早就隱約覺得不對勁卻還是在那家出版雜誌書（mook），是我自己活該。不好的工作會感覺很糟。留心避免那種情形，也是工作的重要一面。

我知道這種討厭的心情會一直留下疙瘩，所以現在絕對不允許稿費未付清。

不過安原先生也有他格外貼心之處。他其實很討厭喝牛奶，有一次我父親讓安原先生喝他當時熱衷的燒酒兑熱牛奶。事後他對我說：「超難喝！差點吐出來！可是吉本先生笑嘻嘻地捧出來像要獻寶，所以不管怎樣我都得喝！」可以感到那不是義務而是愛。他是個令人好氣又好笑的人。

村上春樹先生對於安原先生賣掉他的親筆手稿曾經寫過一篇類似抗議「那太扯了」的稿子，我也有同感。想必，他把我的稿子也賣了。不過，該怎麼說呢，那是因為以前交往方式那麼不設防才會大為震驚，或許可說是還有手寫原稿時代的最後惡習吧，我想，那是莫可奈何。

附帶一提，關於此事，父親說「這點小事妳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可我心中多少還是有點覺得「那是因為爸你不是小說家，根本不懂」。想必是職業的差異令我更偏向村上先生而非父親的觀點。

總之，年輕，似乎就代表很多事都不能明言。另外，也代表著不知如何表達吧。

（本文摘自《我與城市（吉本芭娜娩的半自傳）》一書〈追溯階層之路〉一篇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