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8公投，政府鼓勵民眾積極參與，並試圖引導大家在四個題目中都投下不同意。

如果站在政治操作面的立場，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題目牽涉到既有政策；但若要強調公投精神，我關切的是公投內在的深刻意義，以及對政治環境所發揮的作用。大家多多思考公投「應然」與「實然」之間的落差，如果人民有能力，應當盡可能把公投情勢推向正軌，而不只是聚焦在政治現實面或者要投哪個選項。

何謂「公投精神」？

為什麼要進行公投？如果今天真的存在全民公開、直接參與的民主政治，那就不需要代議制了，因此才會有「公投」這個代議制的具體表現。如果從訂立政策到法律的所有程序，都以實質的公投精神進行，就能約束下列政治問題：

一、具備一定法律效力的公投，能預防「民意代表個人及政黨利益」與「公共及人民利益」不一致的情形。

台灣人民若希望訂立法律，由於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參與立法過程、了解其中細節，因此就需要專業人士代為立法，而我們唯一的權利就只有選出立法委員作為「代議者」。然而這個體制會形成代議者與人民利益不一的局面，使代議者無法公正代表人民爭取希望的法律，這就是為什麼要訴諸公投這個具備創制與複決效力的途徑。

創制與複決的概念來自孫中山於1920年代提出的「五權憲法」。並非孫中山所言即為真理，而是它的的確確有道理；引申這個道理，公投就必須具備等同於創制與複決的位階，否則將淪為不過是強度與難度較高，所以效率看似稍微大一點的民意調查，而且還具有高度曖昧性。

那公投跟一般媒體或民意機構的民意調查究竟有什麽差別？所謂位階較高的民調，反映的不見得是真實的，而是意見強烈、態度強勢者的民意。這些人總是樂於發起連署、參與公投，投票日當天會犧牲自己的時間前往投票所；但反過來看，如果有一群人同樣也有意見與想法，態度卻不是那麼積極，即使他們反應民意，也不會顯現在結果上。

假如公投沒有創制與複決的效力，就會產生以上問題，因此公投必須具備絕對的效力。

二、人民必須有一個監督政府的方式

至今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主要維繫依然是選舉，而選舉產生的任期制也反映了人民與政府關係的浮動性與週期性。

比方說到了選前，政府就會突然很關心民意，戴上「我對人民唯命是從，你們的要求我都會盡量達成」的面具。藉由討好人民博得選票、如願當選了，整整四年的任期一到手，掌權者就開始心懷不軌，於是就「變臉」，開始不再關心選民的看法與態度。這個現象在選舉制度下，幾乎已經成為必然的結果，而公投正是為此建立的監督政府的機制。

世事變遷的迅速

從疫情與政治局勢的方向，世界變化之快可見一斑。

一、新冠肺炎與變種病毒之命名意義

回溯這兩年疫情肆虐的景象，恍如隔世，這種感覺光是從新冠肺炎的命名上就能感受得到。在國際通用的英文裡，它叫作COVID-19，「19」來自於病毒最早被發現的2019年，引發全球混亂直至今日。

2019年離現在也不過才兩年，可是感覺上真的只有兩年嗎？這中間已經好像過了很久。COVID-19這個名稱，會讓人意識到時間的流逝。而中文命名「新型冠狀病毒」，「新」這個狀態其實已經不適用於此，它早已伴隨我們好一陣子了。現在當我們講到「新」，指的是目前最新的變種Omicron；然而Omicron才剛引起討論，不過一眨眼的時間，它又從新聞變成世界常識，不那麼「新」了。

觀察下來，世界的變化快到連「新」這個字眼都無法彰顯意義，事物汰舊換新的速度快得令人跟不上，相信曾令人聞之色變的那些舊變種也很快就會被遺忘了。除此之外，WHO（世界衛生組織）對新冠肺炎變種的命名法則，也反映了各種國際考量。

基本上，WHO是依照希臘字母的排序為陸續出現的變種命名，目前已經從最初的Alpha一路來到了Omicron。不過，Omicron前面理論上還有兩個字母，它們卻沒有被採用。其中一個是Nu，由於它的發音與New（新）相同，人們在溝通上會產生混淆，不清楚究竟是指稱這個南非變種，還是其他新病毒，甚至會讓國際媒體人仰馬翻；於是跳到下一個字母Xi，咦，這不就是習近平的「習」嗎？如果WHO跳過Nu卻不跳過這個字，中國是絕對不可能坐視不管的。於是乎，捨棄了有爭議的Nu和Xi，就定案為Omicron了。根據這些事件你就會發現，光是從肺炎的命名方式，也能感受到世界轉速和國際局勢。

二、政府兩大利器：人民的健忘，媒體的運用

世事更迭週期之短，也代表著人對舊意識的拋棄之快。媒體正是利用這種快速的「意識變化」，讓人民透過網路社群快速接收新訊息，卻也「健忘」，所以執政者只要善用媒體去操弄選民的健忘，就能獲得緩衝時間與自由空間。這要如何辦到呢？在投票前夕，用盡各種手段累積選民的信任──這就關係到懂不懂得運用媒體。

以台灣兩大政黨為例，過去幾年處於「國民黨消、民進黨長」的局面，這就是明顯可見的媒體運用差距。舉例國民黨的「韓流」現象，可以看出其推動過程所使用的是舊媒體的方式，所以他們直到今天都無法從噩夢中清醒的緣由，是知識的欠缺──不知如何掌握排山倒海而來的新媒體、新管道，去貼近民眾。與此同時，民進黨卻無聲無息地在新媒體運用上脫胎換骨、升格晉級，建立起與民眾的溝通渠道，更何況這個差距還持續在拉大。

三、熟年世代「網路適應度」的提升

有人會以爭取年輕選民來解釋兩黨的差距，事實上這不是好的指標，因為年輕與熟年族群之間「網路適應度」的差距正在彌縫，這亦包含在快速變化的事物當中。2020年和2021年5月以後，台灣分別實施了兩次不算嚴格，但大眾也都非常自主的封城。這對社會，特別是一大部分的熟年族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效果。

若大致以年齡區分，約35歲以下的人，是「網路世界的原生代」（或原住民）。他們出生時網路既存、在數位環境下土生土長，因此不需要特別學習。至於35～40歲以上者，是「網路世界的新移民」。他們長大後網路才問世，迫於環境變化（特別是工作），必須慢慢學習，好進入數位時代。

若以此為標準，則年紀與網路適應困難度成正比，因此可以說60～70歲以上這一批人，他們過去與數位時代相對不緊密。然而，封城期間生活窘迫，反而給了年長者求助於網路的機會，比如開始學習網購，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網路資訊；接著為了聯繫這個朋友、那個家人，而接觸各種社群媒體。經過兩年的洗鍊，這些年長者的網路適應度已經提升，政府如何利用媒體傳遞訊息給這群人，也就更加重要了。

建立監督政府的機制

回到公投精神之一「監督政府」。現在比起以前，執政者必須對人民負責的時間變得很短，以前可能任期滿兩年，他就要開始為兩年後的選舉作準備，預期人民將如何看待四年來的政績、如何說服他們再獻一票。

現在呢？不要說兩年，連一年都不用、甚至兩三個月就好，執政者只要充分布局加上掌控媒體，在選前密集塑造大內宣的景象，讓選民在目眩神疑之餘來到「決戰日」，為他投下一票；結果公佈後不用多久，被其他事情轉移注意的選民就不會那麽在意他當初信口開河些什麼了，於是他自然就得到長達三年多的時間為所欲為。

我們當然不期望看到政治淪落至此，那就等於人民盲目地把空白支票奉上掌權的這些人，所以我們需要其他能夠監督政府的機制，這才產生了「公投」。先想清楚這些道理、才能更清楚地審視這次的1218公投。

多方面思考

以前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有一位已離世的很有名的中國思想史老教授，他有個非常奇特的綽號「professor with two hands」，「只有兩隻手的教授」，可是有哪個人會獨臂或是有三隻手呢？其實這是源自於他的口頭禪「on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從一方面看，再換另一方面看」。只要有人用這個綽號叫他，他還會調侃地說「on the 3rd hand」，也就是還有第三個方向。

為什麼他得以成為了不起的學者？即是因為他的思考習慣如其綽號，永遠都是「從一方面看，再換另一方面看」；凡事皆有各式各樣的道理，不會只有前後左右幾個面向，要談論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這個道理也能用在公投精神上。由於我們對政府的施政或立法感到太過「一面倒」，也明白真理絕對不可能如此，因此才透過公投制衡，提出與政府政策或主流意識相牴觸的方向供大眾去了解。公投的真正意義，是要阻止大家各分立場、各說各話，並培養兩面意見都聆聽的態度，這才是它應該對社會以及民主自由產生的正面作用。

國際關係與參與的代價

我希望大家擴大視野來看，目前政策上已經開放萊豬進口，公投也提出了逆向思考。經濟部在辯護萊豬政策時就強調，如果台灣期望更多國際參與，就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

試想一下，如果大家藉由公投阻擋了萊豬，對於這種情況，以前有一個說法是：我們要如何面對美國？萊豬是美國在與我方關係上施予的壓力之一，且美國政府自己也有來自國內農民的壓力，萊豬政策持續上綱，於是就成了雙方關係的考驗。倘若抵制萊豬，這件事將成為各種美台關係的巨大絆腳石，包含更進一步的經濟貿易關係協商。

不過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最近這個說法已經從「美國」升級到「國際」了，因為美國早已說服全世界進口萊豬，所以這牽涉到的是整個國際；如果台灣要跟全世界建立更密切的經貿與外交關係，我們就非得開放萊豬進口不可，這是在國際參與上無可避免的代價。這對大家來說顯然是重要的提醒，但不應該僅限於萊豬議題，既然涉及國際觀，我們就必須聽聽看外交部或國安部的看法。

全面政策之必備條件

一個全面的政策，必須考量兩個重要性：

第一，台灣透過誰參與國際？

從你的生活出發去思考，雖然你可能已經如前所述，在意識變化之下將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不過請銘記，如今你可以憑著一份中國民國護照於全世界通行無阻，所代表的意義──過去馬政府明確實施這個政策，讓台灣護照獲得好幾個國家的承認、甚至享有特殊待遇，無疑在國際參與上是清楚的落實，在國際外交上是重要的成就。

可是你也必須知道這個成功政策推動的背景。要開放台灣走向國際，靠向中國大陸是一條路，當然有效果也有代價。馬政府當初就是選擇這條路，藉由維持良好的兩岸關係獲得實質效果，包含其他許多非民間的國際關係，都是由中國大陸默認的。而現在呢，這條路不可能是民進黨的選擇，造成兩岸關係極度緊張，中國大陸不可能點頭同意台灣任何的國際參與。演變至此，民進黨就選擇了另一條道路──美國。

第二，選擇後必須背負的代價

如果要通過美國參與國際，政府就有責任放大視野，把「必須付出的代價」交代清楚，而不能有過多的隱情。萊豬是其中一個代價（雖然政府也強調這個代價很輕、台灣人吃進口豬的比例本來就很低等等，這部分先不深入），但除此之外還有哪些代價？

這時候就要從代價的角度來看，你會發現台灣長期以來並未對環保之類的國際議題付出過什麼代價，這個「逃過一劫」正是因為台灣被國際孤立，既然沒有身分參加協議，也就毋須付出受管制的代價了。

現在，如果台灣要依靠美國，所要付的可不只是未來的代價，還必須償還過去的份。過去的代價，就恰好又牽涉到另一個公投──核四公投，包括電力與能源應用的問題。

國際缺席與責任感

長期以來，台灣總是在各方面遭到國際杜絕，許多發展都受到阻攔。但是也因為在國際社會上的缺席，台灣就少去了很多責任。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簽訂，這是國際關係的里程碑、歷史的轉捩點。

美國總統小布希曾經不斷拒絕承認全球暖化議題，然而事實是，其趨勢已經迫切到需要一個國際合作架構，協調出國際之間互相負擔、監視的機制，來限制人們運用地球資源的方式。

台灣在這個局勢下的角色十分特殊，我們一方面是開發中國家，但若以GDP（國內生產毛額）超過30,000美金的門檻，台灣在今年已經達標成為已開發國家了。也就是說，台灣經濟體介於「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並屬於高度工業化，能源耗費是非常高的。

如果在晴空萬里的夜晚拍下亞洲的衛星圖，台灣人常常聚焦在北韓的漆黑與自家的明亮，直呼看看台灣有多亮、多美，就像一連串珠寶。這不就顯示出了台灣是一個多麽耗能的國家？有些從德國回到台灣的人看見佈滿路燈的高速公路都會嚇到，因為德國絕對看不到這種景象，他們的道路照明就是車燈，台灣的情形對他們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然而，只要有某個高速公路中間的一段交流道不亮路燈，高速公路局就會被罵到臭頭，我們甚至自豪於台灣的夜燈點點，卻沒想過這耗費了多少能源，以至於台灣耗能量在全世界排名前頭。

經過二十幾年，所有開發程度比台灣高或者低一點的國家，都已經被納入國際合作的架構下，承擔節能減碳的責任。只有台灣，到今天還保留了這麽多老舊的發電廠，燒煤的、燒重油的，照理說它們早該被淘汰了；就是因為1998年台灣被國際隔絕於千里之外，不需承擔協定的責任，也就此失去了責任感與代價意識。

桃園大潭藻礁

代價之間的選擇

現在，我們若要積極重返國際社會，首先必須審視龐大的整體代價。

剛剛提到萊豬公投會明確涉及核四公投，核四與萊豬，徹底非核政策跟欲通過美國參與國際的願景，就環保問題上不可能共存；如果因發電面臨破壞海洋環境的問題，又將涉及藻礁公投。若參與國際，一切問題都將由國際監督，使政府必須處理諸多衝突與矛盾，因此經濟部無法及時提出完整的方案。

從現實條件評斷，第四核電廠絕對不可能重啟；只不過，台灣究竟有沒有維持非核家園的能耐？在連關掉幾個路燈都做不到、國民講求工業民生都盡情用電的高耗能環境下，一方面堅持不用核能，一方面又不敢說服國民節省耗能，政府要如何解決這個衝突？雖然我們也看到了311大地震所引發的福島核災，核能有其危險性是不爭的事實，但也必須著眼於反面事實──核能發電在節能減碳與降低溫室效應上，都是最有效的，這些矛盾該如何化解？

非核家園、充分發電、環境保護、因應溫室氣體排放之國際標準，這幾項絕不可能同時辦到，勢必作出抉擇，這就是公投的根本問題。因此，民眾必定要有決心，監督政府如何扛起責任、告訴人民他們的選擇是什麼，如此一來，才能冷靜判斷自己投票的去向。

（文／李雨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