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三三書坊出版的《我記得》（1989年）；（右）聯合文學出版的《我記得》（2001年）
【編輯前言】：「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三文學紀錄片《願未央》、《我記得》持續上映中，繼討論朱天文文學成就（〈是天文？還是巫言？〉）之後，視角來到「文學朱家」的另一個成員──朱天心。朱天心曾說自己「不與時人同詞」，由此想起了詩人楊牧在《亭午之鷹》中曾說：
「我終於發覺世界上到處都是思想的對抗，不容抵賴不容否認的，到處都看見一種人使用他們鞏固權威的勢力，公開地，秘密地，持續地設法在撲滅另外一種人的生命，或是他們生命的火花。那一種人訂定許多法規，並武斷地將他們統治的對象分類，可以喜歡的和不可以喜歡的。聽話是可以喜歡的，就是作家；不聽話的是國家社會的公敵，叛徒，不是作家。其實誰都知道，以社會良心創作文學的，不可能那麼聽話。文學是精神獨立的標榜，總是在諠呶附和聲中獨持異議。文學是一種反抗。」
一 除魅的過程
朱天心（1958─）曾說，第二波鄉土文學論戰於她是一個「除魅的過程」，這場論戰對她最大的意義是「再不會拿一種『信仰』的態度去面對一個理念或人物」。1這場讓她「迷惘」、「焦慮困頓」2的文學論戰，是「用文學論戰的語言，唱爭取戒嚴體制下基本人權自由的歌」。3朱天心孕育這自由之歌的過程，亦即她從禮樂中國的世界中出走的過程──長達十年。十年間，她不斷反芻鄉土文學論戰時的經歷，這場除魅的過程，蘊積了她日後怨恨（ressentiment）著書的能量。「怨恨」成為一個觀念始於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論道德的譜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他在此書中將怨恨看做道德價值判斷的根源，而這種向外界而非向自身尋求確定價值的創造性行動，就是一種怨恨。4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雖然否認尼采「將怨恨看做道德價值判斷的根源」的說法，但卻肯定尼采提出的有關怨恨的相關命題，並在此一基礎上進行更龐雜的有關怨恨的論述。
舍勒認為：「怨恨是一種有明確的前因後果的心靈自我毒害」，它是因強抑某種情感波動和情緒激動，使其不得不發洩而產生的持久的心態，它形成確定樣式的價值錯覺，以及與此錯覺相應的價值判斷。形成怨恨最主要的出發點是報復衝動，有一種「以牙還牙」的意識，以及「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準備（7~8）。舍勒認為「報復感越是轉化成報復欲，報復衝動的方向越是轉向並不確定，只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對象範圍，與此同時，報復心在對一特定對象的報復上越少得到滿足，那麼，報復衝動便越容易導致怨恨的形成」（11），這是怨恨的第一個起點。第二個起點是嫉妒和爭風吃醋，此時容易產生一種對方正是讓自己一無所有和痛苦受難的罪魁禍首的錯覺，而當它涉及無能取得價值或財富時，怨恨便正式形成，而「導致最強烈的怨恨產生的嫉妒是指向他人之個人本質和此在的，即存在妒嫉」，一種「有我就沒有你」的壓制（15~16）。
1970年代末正值「三三」時期的朱天心，成為反對陣營的標靶之一，部分激進本土派的怨恨反撲，以「流俗型的價值理解」，5貶抑與國民黨「等同」的外省族群，卻完全沒有一個哲學上的，關於人的普遍價值和存在尊嚴有別於政黨控制的區隔。這種「怨恨批判」6的模式，在解嚴前後，也開始在朱天心身上展露無遺，收錄在《我記得》中的七個短篇得以證明。解嚴成了朱天心創作的轉折，而這個轉折與鄉土文學論戰遙遙呼應，中間正好隔了十年。以她的發表時序排列，《我記得》（1989，遠流）、《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麥田）、政論集《小說家的政治周記》（1994，時報）、《古都》（1997、麥田）、《漫遊者》（2000，聯合文學）······無一沒有怨恨色彩，哪怕只是其中一、二篇。朱天心的怨恨積蓄十年，她將怨恨放在政治與記憶的閘口，而以懷舊和漫遊的方式進行洩洪，她面對敵方砲火時的義無反顧，成了小說敘述的基調。
二 歷史（斷層）是充滿異質性的論述
舍勒說的「價值錯覺」讓朱天心的敘述策略被不少評論者懷疑，而其身分認同，更成了彼方質疑甚至攻擊的箭靶。7認同這個潛文本(sub-text)，在意識型態被視為為神聖靈視（sacred vision），甚至神聖旨意（divine decree）時（政治的商品拜物化），處於邊緣的業餘知識份子朱天心，怎能噤若寒蟬、啞口無言？又怎能不反對、不怨恨？朱天心的「諤諤之言」(nay-saying)，反應在她的小說創作中：〈我記得〉（1987）描述因一場車禍而「記得」的許多記憶斷片(fragments)，而其中最重要的當是學生時代參加黨外運動的熱情，與爾後遭逢的一連串現實的打擊。小說中的「我」，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夾縫中求生存，最終淪為一名敗北的理想主義者，才恍然大悟「人生原來是這個樣子的」。8〈十日談〉（1988）處理的黨外運動、學理與實踐的矛盾，其中對政客的姿態的懷疑，對民主就是check and balance、就是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的說法，只是朱天心除魅後，怨恨書寫的首發。
黨外運動的變質，在〈新黨十九日〉（1989）這篇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小說中有更別開生面的描繪，小說中那個陰錯陽差成了號子族的家庭主婦，她那因為「誤入歧途」而來的虛幻的成長與年輕，和著股市的大跌與黨外的一場運動落幕。當她看見自己在電視螢幕上狼狽的逃亡模樣（鏡頭聚焦在「碩大的一團屁股」），她嚎啕大哭，這場荒謬鬧劇，是朱對黨外運動的預言？〈佛滅〉（1989）中口是心非、自知台灣整個權力結構不會再有任何改變，卻依然在演講時強調將權力還原民間的「他」，在不斷挑戰現實後，竟發現「自己原來竟也是他長期以來所批判的那些對象」。這個「他」與〈我記得〉中的「我」背負著相同的宿命，成了「現實墮落的病例」、「失去批判者的資格」。9親身經歷黨外運動，卻冷眼旁觀的朱天心，竟是如此精細卻又陷刻少恩，而這一切，恐怕都與「昨日當我年輕時」，就已經和胡爺的理念有所分歧，進而在人到中年時，信仰逐步異質甚至變質有關。
跨越90年代的門檻，朱天心更加陷溺於她小說中早就存在的一個重要命題：記憶。如果真如〈第凡內早餐〉（1995）中的「我」所說，「健忘」是「建構鞏固新的記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10那麼，選擇性的記憶或失憶，就成了人生活下去的原則。因此，〈預知死亡紀事〉中的妻子在〈匈牙利之水〉（1995）中借屍還魂，倡道「最好，只留下有用的記憶，不然會好危險的」，11這巫覡般似警示似冷笑、如讖語如歌詞的聲音，令人毛骨悚然。這座島嶼的孤絕，道德與實踐之間的曖昧矛盾，對朱天心而言可以說是必然的負面。
1997年《古都》出版時，引起學界和讀者熱烈注目，2000年發行日文本，由日本北海道大學國際傳播媒體研究科及語言文化部助教授清水賢一郎翻譯（圖片／2002年6月，印刻出版）
三 記憶、疆域與創傷
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認為：「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12「圈外人」朱天心的「中間狀態」，13在〈古都〉（1996）中「放聲大哭」，其宿命之必然，自然無足怪耳。然而，一切還是得先由時間與記憶開始說起。
小說〈鶴妻〉（1989）中的「我」，在妻子死後的身後事中，才將記憶拼湊出一個結婚五年的家庭生活的輪廓，也才因此有了對「時間」的察覺，這和乃姐朱天文〈帶我去吧，月光〉（1989）中的佳瑋的父親，因為妻子返鄉探親歸來後的絕望，而在封閉了三十年的時光隧道中復活的情形相當類似。〈鶴妻〉的妻子小薰，以嗅覺保存記憶，〈佛滅〉與〈匈牙利之水〉中的嗅覺也有相同的功能，但前者只是曇花一現，後者則更多地與懷舊有關。〈古都〉中，「你」的外公在家鄉模仿於日本求學時所見的建築形構，陶鑄與凍結他的時空記憶。外公移植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豈是朱母家族對日本文化認同的DNA遺傳？甚且更是在胡爺引領下，對日本唐化後凝滯千百多年的「中國」文化的欲望徙置？
承接上述的政治主題，〈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1990）是朱天心以其大舅為模特，寫的一則有關政治受難者出獄後的真實紀錄。小說以日本童話〈浦島太郎〉的故事為藍本，隱藏政治受難者不堪回顧的殘酷歷史，記憶與現實之間造成的龐大落差，已非懷舊或認同等流行詞語可輕易涵蓋，主人翁的眼淚，隱藏了背叛（思想）與被（國家機器）背叛的創傷意識。對現實的潰敗感（或者薩依德說的不能適應）在〈我的朋友阿里薩〉（1992）中，以阿里薩無法面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舉槍自戕了結，讓時間永遠停留在「衰老前」。14阿里薩夾纏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沒有出路，只能以自殺證明自己還有「決定」自我的權力。應該延續自〈我的朋友阿里薩〉（兩篇的完成時間相差不到五個月），〈威尼斯之死〉（1992）中的小說家「我」，沈陷在有關虛構與現實的兩難「論述」，似乎在一錠程度上是朱天心寫作時的自剖。值得注意的是，「A」最終與阿里薩一樣舉槍自盡，這意味深長的槍響，代表了在閉鎖時間（「我」的現實時間）中，「生不如死」的結束，也代表了老靈魂只能以流動時間（小說時間）為自己進行救贖。書寫，成了無所不可的逃亡。
老靈魂再積極、再精緻不過的逃亡準備（如同〈拉曼查志士〉中的「我」），就整個大環境而言，說穿了不過就是「等死」、「迎接死」的認知，因為這個環境充滿了危機，充滿了隨時可能會發生的意想不到的災難。但老靈魂也只能龜縮到自己的房間、皮夾、或者令人眼花撩亂的各式名片與卡的角落。〈匈牙利之水〉以嗅覺的記憶存活，以嗅覺記憶打開（打通？）死亡機制，為的仍舊是〈拉曼查志士〉中說的：「不願意此生就這樣隨隨便便被發現並就此認定」。15當記憶之旅由想像落實後會是什麼樣子？在〈盟盟的溫州街〉中，朱天心描述一段與女兒重回溫州街探險的經歷，但這段探險的結果卻是令人感傷的，臺靜農先生的故居毀於怪手之下，朱天心母女倆（和許多與溫州街有著共同記憶的人）的溫州街，只能在記憶中憑弔。16在另一篇雜文〈唯恐誓盟驚海嶽〉中，17她引述葛林《哈瓦那特派員》的文句：「一個城市形同殞落，只剩下悲涼的記憶」。朱天心的創傷，因記憶而起。「無論拆毀或新生，只要秉持如同發願造一座希望它千百年後還在的廟宇，······來建造城市住民所真實需要的，······而不以『進步』的神話、無謂的意識型態、等而下之短視的政治力。······純然的傷逝與懷舊或仍不可免，但多少可減至最低吧」。朱天心這段對「京都」「幾乎不變」的有感而發，除了形諸於文字，更在見報當日晚上於公共電視「城市的遠見」節目中，以O.S.的方式流洩，朱天心的這一單元，名為〈心靈的故鄉──京都〉。（1之1，待續）
